我在前面說過：目前應該還有許多必須了解，卻尚未瞭解的問題。我接下來則是想說：台灣的局勢，還沒到那種只能對久遠以前的「底層受害者」感嘆因時光久遠而有口難言，或是在 vertreten 與darstellen 的區分中感嘆真實終究無法觸及。至今，受害者尚未完全死去，加害者也必然還有人存於世間。有一種沉默可能是超過百年的孤寂，而且很有可能再也無法完全堆砌完整，例如美洲帝國在與歐洲人接觸後的滅亡史，或是兩百年前某個全數屠村的悲慘世界。波灣戰爭若未曾發生，那只是透過媒體與報紙的層層再現所導致的後果。但如果經歷其境，肉身就處在波灣戰爭的現場，它究竟會是沒發生的嗎？
我看Cehepar寫的三篇文章(《關於樂生》、《集中營遊記︰後記，以及對於樂生保存運動的小小反對與反思》、《關於批判樂生保存運動的回應的回應》)，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正是這個問題︰未加批判地把當權者的「論述」拿來就用，卻對樂青的「論述」不太熟析，甚至是誤解，以至於對「論述」的討論充斥著當權者的回音，也跟當權者一樣，在很多議題上選擇性「沉默」與「遺忘」。
這棟新建物所身負的，必是比過去隔離病患的手段還更加難堪的史實，畢竟這次，不再有醫藥尚未發達前，無奈採取隔離的公衛政策考量，而是徹底利用無權無勢者後，再將他們一腳踢開。 在保留樂生運動的過程中，最開始的確是以「指定古蹟」為策略。然而不要忘記，這其實是企圖在有限的法令（文資法）來嘗試，此人權運動才以古蹟保存之名「借殼上市」。建物之所以成為文化資產，無非來自於與它關聯的人與事。因此我們的社會（或是該說媒體操弄下的社會）如今將捍衛古蹟與公共利益，詮釋為兩個對立的價值，這是非常荒唐又無知的（甚至是惡意呢）。
然而，或有人說，即便如此，樂生住民、馬告原住民的生活結構跟我又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似乎有兩個層次，第一個是，如果把樂生馬告視作兩個單一事件，我們所持的「立場」態度為何？第二個是，將這兩者（少數住民說不）當成一個問題來思考，它們在我們所處的當代社會，又揭示出怎樣的隱微「意義」？就前者而言，我們可能因為各種身份不同、利益考量，而分屬不同的位置，有不想搬遷的住民、有期盼正義的支持者、也有被搞得很煩的新莊市民，而更多數的人，是完全置身事外、無所謂的。但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單一事件所指向的，卻很可能是整體文化社會的系統問題，我們就置身其中，有一天也許將莫名其妙地變成被害人或加害人。從這角度來說，日本的南京大屠殺、納粹屠殺猶太人，當然也可以將之視作單一事件，在立場上表達出不齒，在想像上慶幸自己不是其中的主角，然而，除了天真地控訴殺人者殘暴無良之外，我們不得不懷疑，前人所留下的巨大文化歷史知識制度遺產，裡頭是否正銘刻著殘暴及恐怖的環節，而在某些適宜條件下，我們不見得能覺察，卻自然地成為被害人、加害人或共謀，而旁觀的所有其他人依舊無所謂。換言之，所謂的「少數住民說不」絕非只是涉及個人的問題（不同立場、溝通不良），當我們利用暴力說服／強迫少數住民就範，系統性的問題並不會因此而消失，它只是隱沒進入背景裡頭，當條件符合便再次現身。
《看見十九世紀台灣》的出版，實在是關心台灣史知識者的好消息。費德廉教授、羅效德女士的編譯，及許多學者的協助，讓原本難以親近的史料，成為容易閱讀的文本，又提供許多可進一步追索研究的途徑。看到這本書時，著實感動到不行。
如果依照「九五課綱」歷史科的精神，重點不在於喊誰為國父、誰起義、誰暴亂、誰殖民、誰治台，更不在台灣的歷史教育內容要台灣化還是中國化，而是將這些史觀的形成脈絡授予學生，然後由學生經由收集資料、和老師及同學間的討論而讓學生有自己的判斷。……在統獨意識型態搓弄下，高中歷史教育面臨真正的困難卻乏人問津，最嚴重的就是大學學測仍反向主導教學，除了讓上課時間不足之外，更讓學生及家長有快速理解正確答案的需求，什麼收集、分析、討論資料，在目前的高中歷史教學中，仍難以推動。更別說教科書審議委員只要意識型態正確，什麼黑箱作業、違反課綱精神都可以合理化。藍綠政治人物不從根本問題下手，只想拿最容易操作的統獨意識型態來炒作，以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也難怪教改到現在問題重重無法可解。
毫無疑問，公視此次以高規格、高品質製作八集影像台灣史，乃是希望站在台灣主體詮釋的立場來描述台灣史，但不希望捲入統獨、藍綠等意識形態的漩渦。同樣的，這部紀錄片亦期待展現台灣人民實實在在的發展歷程，卻不願意落入教條化、口號化等宣傳邏輯的陷阱。因此，當我們要為台灣人民的歷史軌跡，找一個統攝性的描述做為節目名稱時，便造成極大的困擾。 最後我們擇定「打拚」兩字。雖然不是台灣人民的唯一寫照，卻絕對是台灣人民的鮮明烙印。同樣的，「打拚」不只是台灣人民發展史的重要切面，亦已成為公視籌製台灣史重建節目得以完成的最佳註腳。
真想看看到底拍成什麼樣子
檢討歷史錯誤不見得要導向一種簡單的復仇或秋後算帳，但是歷史論述必須明確，不能避重就輕，因為那殘酷而正確的歷史闡述本身就是一種「正義」。問題在於，小蔣之後的國民黨領導者都沒有人真正有道德勇氣可以為這些不幸的歷史道歉或負起政治責任，導致政權轉移之後新執政黨中的保守派可以有正當性繼續（反向）操弄「族群政治」，永無寧日，唉。話說回來，我卻很欣賞林文這帶著反思性的思路和筆鋒，不再以意識形態或黨派立場來謾罵對立另一造，而是認真找尋可能對話的空間。我覺得我們年輕一代知識份子不管黨派立場為何，都應該自我期許練習寫出這類有反思性（reflexivity）的思想或評論來，只有這樣才能鋪陳導引出超越兩黨對立的平和的第三條路來。大家一起共勉啦。:)（孫瑞穗）
比較楊牧與陳黎，他們的世代不同，時代環境、性向、語言皆不同。楊牧比較精緻典雅，講求純粹度，像陳黎寫「點仔膠，黏到腳」，寫「白翎鷥，車畚箕，車到北京去」，那種雜揉不同因素，將俚俗生活文化溶入詩中的方式，楊牧幾乎可說是排斥的。楊牧的作品講究美感距離，比較超離，他擅長用抒情的方式，反覆驅使詩中重要意象和語氣造成優美效果，〈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和〈仰望——木瓜山一九九五〉兩首詩即是明證。
火燒島的班主任可以強迫她上政治課進行思想改造，卻無法鎮壓她那正在悄悄醞釀著《傀儡出陣》的，忿怒的身體。 紋刻於自由之丘的身體記憶，靜默而執拗地抗拒處刑機器強制書寫的罪的印記。不，它不能抗拒，但它隱身於舞者皮膚的底層，護衛著囚徒─舞者的靈魂。於是蔡瑞月的身體成為書寫密碼的羊皮紙 (palimpsest)，你必須削去表層的咒詛，才能讀到舞者的熱情。用社學學式的語言來說，多元的規訓，抵禦了國家的侵凌，創造了自由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