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稅率確實比香港和新加坡高，但卻還低於南韓，但在經濟成長率的表現上，台灣卻沒輸給其他國家，而南韓的稅率是亞洲四小龍中最高的，經濟成長率卻還處於高點，反而是稅率最低的香港，經濟成長率是四小龍中的最後一名。
台灣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實現社會正義，新政府提出的勞動所得稅抵減(負所得稅)制度，就是一項有效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政策。
我覺得，台灣應該從一切『De -Regulate(去除管制)』的市場邏輯，走向『Re-Regulate(再管制)』，重拾政府的效能。只想到「開放」，只談到「開放」，與只想到古典的政府管制型態，一樣是落後於現實趨勢，落後於國際局勢變化的思維。
討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可以分成幾個層次： 1.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以全球化為名的「新語境」：對自由市場體制的崇拜和沈溺，已主宰當今所有政治行動者的意識型態，Neo-liberalism(NL) as a discourse and obsession with free market in the name of globalization 2.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自八十年代歐美新保守主義之後的民族國家（政策）干預的鬆綁政治體制：NL as new political regime of nation-state free of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since the 80's 3. 新自由主義指涉新的全球化過程所導致的新社會-文化-空間-歷史條件，可以參考新制度學派的批判地理學觀點（如：David Harvey）。也可以參考我的網頁說明： 另類人文地理學會議，及David Harvey's The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osted by SS at May 9,2006 02:40
在英文中，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代表兩個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和訴求的思想流派，且本來分屬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兩個不同的學科語境。由於它們都被翻譯成“新自由主義”，當前國內學術普遍在批判Neo-Liberalism時，導致批判本身的錯位和人們對New Liberalism的很大誤解。
巨大的政治變遷常發軔於最渺小的疑慮。這樣的疑慮正開始浮現於美國總統大選。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正表示，自由貿易也許畢竟沒那麼好，這標誌著全球化之終的響鈴嗎？
必須看到，在中國的全球廉價工廠「崛起」之後，台灣過去那種出口導向、製造業代工導向、追求大量生產、低勞工成本、高增長率的舊產業結構與增長模式，已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更不能「水往低處流」，到中國去尋找「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間」。台灣產業應以自身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開闢現代文明國家發展的新航道。其參照系不是靠奴役勞工「崛起」的中國典範，而是社會公平正義、人民生活幸福、環境美麗舒適的現代文明國家典範，如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
林建甫說，「台灣競爭力論壇」剛開始是在網路上尋找志同道合的學者，標榜「不藍不綠」的中性色彩，迄今已集結北、中、南、東等超過50位學者組成學會，準備向內政部登記為社團法人。 台灣競爭力論壇共有14組，除林建甫擔任總召集人外，台大政治系教授彭錦鵬擔任秘書長。另外，有也一半以上的分組和經濟有關，其中財務金融組召集人為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吳中書、產業經濟組召集人是台大經濟系教授陳正倉、經濟表現組召集人為中大教授朱雲鵬、經濟發展組召集人為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陳明郎、企業效能組召集人是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趙義隆、金融組召集人為政大財務管理系教授顏錫銘，能源政策組召集人則為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梁啟源。
葉明峰認為，以近年經濟成長率都在4%以上及民間企業獲利不錯，預估去年發的現金股利就突破新台幣一兆元，不過，大部分的可能是大股東領走，但以這些數據觀察，台灣民眾薪資應該有再成長空間，呼籲獲利不錯的公、民營事業齊加薪，不要肥了大股東而瘦了員工。
英國《金融時報》/哈裡斯(FT/Harris)今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所有的富裕國家，公眾正對全球化現象和全球最大型公司領袖產生一種普遍的對抗情緒。 美歐的絕大多數人都希望，對富人征更高的稅，甚至是設定公司高管的薪金上限，以平衡他們認為不公平的高管薪酬和全球化的消極影響。
新發現的湖泊，最終只可能成為衝突的根源。蘇丹研究專家普立德高斯特說：「氣候變遷與缺乏雨量，遠不及蘇丹政府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推廣的土地使用模式來得重要，這些模式讓許多農地從此不堪使用，是達佛數十年來內部移民頻繁、動盪不息的主因。」 去年國際公義聯盟發表報告，指出石油與機械化農耕對蘇丹人權侵害的影響，報告總結道：「蘇丹紛爭的主要根源，是蘇丹中部的政經精英有系統地虐待鄉村貧民所致。」 達佛紛爭的主因，在於爭奪對資源與財富的控制權，但紛爭並非發生在農民與放牧者、北方人與南方人、基督徒與回教徒，也不在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而是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控制蘇丹財富的精英，與貧民之間的戰爭。分析家說，在改變此方程式之前，要有所變化，無異是緣木求魚。
在此期間，說政府作多，也許沒錯；然而，天下豈有故意政策作空的白癡政府？其中比較重要的，應是央行在雙率政策改弦更張，從低利率及低匯率的雙低政策，改為鼓勵投資台灣。雙低政策容或有利出口產業，卻是國人看輕台股的罪魁。雙率政策經此調整，投資台幣資產有利可圖，當然為金融市場帶來活力。
今天的台灣，其實已走在莫斯科和印度的舊路上。政府為了營造繁榮假象而炒高股市房市，這種炒作方法，錯置了國家資源，扭曲了工商業對利潤計算的方式，不必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它本身就已具有拉抬物價的動力，這種物價動力再加上國際價格上揚，自然一發不可收拾，而積極的被剝削者當然是普通市民階級。 目前全球已走到景氣循環的向下波段。歐洲房市已告停滯，美國的房市也出現疲態，消費也同樣日益趨緩。台灣趕在這個末段時刻炒做股市房市，它的可持續時間已注定不會太長，物價的快速狂漲即是證明。它會給台灣甚麼樣的災難，可能已值得我們未雨綢繆了！
業內人士同時認為，中國紡織品真正的威脅或許並不僅來自貿易壁壘所帶來的利潤率下滑，更來自競爭對手。 商務部研究院世界經濟貿易研究部主任樑豔芬就認為，印度將對中國紡織出口產生壓力，前者紡織品已經顯現出替代中國市場的潛力。據悉，近期，印度出爐了一系列鼓勵出口措施，其中包括對國內紡織服裝的出口退稅率提高3%的優惠政策，新的出口退稅率是10%。雖然3%的調整幅度並不大，但樑豔芬指出，印度的優勢在於勞動力廉價、原料多樣化、傳統設計技術以及龐大的國內市場。印度紡織品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將影響到中國國內相當部分中小型紡織品出口企業，原因在於一方面這些企業的市場抗風險能力差，另一方面其出口產品也存在嚴重同質化傾向，面臨市場競爭尤為激烈。
一份最新報告指出，目前英國的貧富懸殊情況是四十年來最嚴重的，窮人和富人不再像1970年代那樣居住在隔壁。
一旦「兩岸共同市場」成立，台灣社會與勞工市場如何能承受「華工」跨海大量湧入！這是意欲角逐大位者應有的基本常識。 另一遠為深沉的經濟衝擊是，「兩岸共同市場」會導致台灣「國際比較利益」結構朝不利的方向演變，使台灣經濟致力於建立技術創新導向成長模式所作的努力，甚至功虧一簣。此一衝擊，可簡稱「國際比較利益逆轉」
日前的社論中，我們已細剖所謂兩岸共同市場是否容許大陸勞工無限制來台工作此一爭議；依歐洲共同市場的往例及各方對共同市場的基本認知，容許其中勞工自由跨越國界工作殆無疑義。提出此一觀察後，我們尚在靜待「馬蕭」陣營有以解疑。 但兩岸共同市場尚非馬蕭陣營最重要的主張，分量更重的，應該是全台自由貿易區；事實上，如果馬蕭二人都一致強調不容許大陸勞工來台工作，則其兩岸共同市場 也會自然退縮，全台自由貿易區當是更合理的選擇。然而全台自由貿易區只是一個消極的鬆綁主張，對提振台灣經濟的積極意義必須自其他角度建立；13年前蕭萬 長先生任經建會主委時主導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正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因為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大量外移往中國，包括美國在內，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因此毀滅（China's destroys the middle class in all countries），因為中產階級工作機會隨著外包消失了。 但另一方面，中國本身的中產階級人數，卻隨著經濟活動活絡而增加之中。 不過，中國底層的工作機會並沒有增加。社會上收入最少的一○％家庭，發現他們的收入每一年以一‧二％的速度下降，但社會上前一○％最有錢的人，收入卻每年以八％的速度增加。 中產階級消失，伴隨而來社會貧富差距惡化，不過這並不是只在中國發生，在美國也一樣，這是全球化現象的一部分。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十多名中国官员和数十名非洲商人和大使聚首一堂，为新项目"中非发展基金"成立鼓掌欢呼。 这个基金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中非贸易每年按50%的速度成长，预计在2010年中国将取代美国和法国，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没有附带条件 中国对非洲的贸易没有任何附带条件，这个共产国家显然是遵守一条简单的原则：任何非洲国家拥有中国需要的原材料，中国就会和这个非洲国家做生意，不理会西方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权纪录的看法。
蕭 馬提出兩岸共同市場、鬆綁IC工業到大陸設廠及加入自由貿易區為競選政見。可惜，蕭先生仍受限於過去背景，習以國貿局長的眼界，將貿易課題當成經濟發展的 最高指導方針，認為只要兩岸成共同市場，加入自由貿易區，目前的經濟難題便能迎刃而解。產業結構將可轉型，台灣失業將減少，國民所得自動提高。 自由貿易區是目前須克服政治技術難題之一，但成為自由貿易區，並不能帶動任何產業升級。不談如何生產優勢產品，光談貿易政策，本末倒置。有優勢產品，才有強勢經貿協商能力。 兩岸產業競爭非互補 兩岸共同市場對亟需爭取時間，作產業結構調整的台灣，更是一招斃命。鬆綁IC工業到大陸，更是用來討好國內IC業老闆們，置數十萬IC從業人員前途不顧。 成為共同市場是要加入者能產業互補，才能相互得利。但兩岸產業結構類似，產品極為類似，相互競爭而非互補。台灣現有的水泥，石化，鋼鐵，化纖，汽車也是中 國近十年產能大幅擴充的主項。電子下游組裝業也有8、9成的產能搬到大陸，電子產品早就可在當地銷售，何需由台灣賣去？ 只 要大陸經濟一衰退，低工資成本的大陸工業產品將長驅直入，台灣工業將被迫立即全面關廠或搬到大陸。大量關廠，龐大失業人口，絕不是我們經濟體系所能承受。 鬆綁IC工業到大陸設廠，更將重傷台灣。IC工業是台灣花了30年所建立僅存高附加價值的完整產業，一旦開放去中國，將如同電子業下游搬個精光。 台灣幾十年來經濟政策，產業設立都求速成，以期能在短期賺最多外匯為目標，密集建立從只有大國才有的大型高汙染鋼鐵、石化、水泥等重工業及近期的IC、LCD電子品組裝工業。 鼓勵人才投入醫療業 炒短線的經濟政策惡果是，除少數資本家獲大利，受僱勞工僅能餬口，不能從工作中提升職業技能。面臨大陸低廉勞力，台灣勞工馬上被取代。 荷 蘭、瑞士、芬蘭、瑞典等歐洲小國，國民所得皆在台灣二倍以上，但每個國民貿易值都僅與台灣相似，出口產品附加價值很高，不須靠量取勝。這才是我們追求的模 式。決策者應轉以厚植技術加強出口競爭力為最高目標。停止重工業像石化、鋼鐵的擴充，同時集中年輕新一代的智能投入IC設計、軟體、生技及醫療器材、材料 科學等產業，以出口高利潤的商品來支付農產品及能源必需品的進口。這樣的政策，也許效果不能立竿見影，但年輕一代，終其一生可保持競爭力，不會在壯年即被 就業市場淘汰。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美麗快樂的家園，而非投入所有資源成為出口大國。出口貿易所得應導引去建設台灣，徹底改造美化台灣鄉村及城市面貌，兼可賺取觀光外匯。而面對高齡化的社會，鼓勵更多資金人才投入醫療產業。唯有如此，才可追上歐洲。 作者為HSBC Securities前台灣總經理 簡耀堂
中國社科院在上周四發佈的《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引述了這項調查結果，以支持其論點：中國正接近所謂的“劉易斯轉折點”（Lewisian turning point），即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 “劉易斯轉折點”的依據，是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Arthur Lewis，1915-91）的一則理論。劉易斯說，當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越來越少時，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就會開始大幅上漲。 中國社科院的報告說，中國經濟即將面臨勞力短缺問題。根據《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到2009年，甚至連農村地區都可能出現勞動力短缺。社科院較 早前也有一份調查預言，到2010年，中國將面臨勞力短缺的問題。社科院的報告似乎證實了國家發改委較早前的估計：中國的新勞力供應，已於去年達到頂峰。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歐洲地區的股市市值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今年四月首度超越美國，這顯示美國經濟獨霸全球的情況正在改觀。絕對策略研究公司（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分析師哈奈特認為，這個數據顯示金融市場已出現「震央轉移」的徵兆。他說：「很多人一直認為這永遠不可能發生，美國會一直領先；但歐洲現在追上來了。」
OECD秘書長古瑞亞指出，上百萬人正在享受全球化的好處，但同時也有人覺得這個發展並不妥。他說，此種情況造成進一步開放國際貿易與投資的政治阻力，尤以美國與法國最為明顯。 OECD的報告指出，美國與歐洲近幾年工資成長減緩以及所得不均拉大，有可能是全球化所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