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台灣應該從一切『De -Regulate(去除管制)』的市場邏輯，走向『Re-Regulate(再管制)』，重拾政府的效能。只想到「開放」，只談到「開放」，與只想到古典的政府管制型態，一樣是落後於現實趨勢，落後於國際局勢變化的思維。
巨大的政治變遷常發軔於最渺小的疑慮。這樣的疑慮正開始浮現於美國總統大選。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正表示，自由貿易也許畢竟沒那麼好，這標誌著全球化之終的響鈴嗎？
日前的社論中，我們已細剖所謂兩岸共同市場是否容許大陸勞工無限制來台工作此一爭議；依歐洲共同市場的往例及各方對共同市場的基本認知，容許其中勞工自由跨越國界工作殆無疑義。提出此一觀察後，我們尚在靜待「馬蕭」陣營有以解疑。 但兩岸共同市場尚非馬蕭陣營最重要的主張，分量更重的，應該是全台自由貿易區；事實上，如果馬蕭二人都一致強調不容許大陸勞工來台工作，則其兩岸共同市場 也會自然退縮，全台自由貿易區當是更合理的選擇。然而全台自由貿易區只是一個消極的鬆綁主張，對提振台灣經濟的積極意義必須自其他角度建立；13年前蕭萬 長先生任經建會主委時主導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正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蕭 馬提出兩岸共同市場、鬆綁IC工業到大陸設廠及加入自由貿易區為競選政見。可惜，蕭先生仍受限於過去背景，習以國貿局長的眼界，將貿易課題當成經濟發展的 最高指導方針，認為只要兩岸成共同市場，加入自由貿易區，目前的經濟難題便能迎刃而解。產業結構將可轉型，台灣失業將減少，國民所得自動提高。 自由貿易區是目前須克服政治技術難題之一，但成為自由貿易區，並不能帶動任何產業升級。不談如何生產優勢產品，光談貿易政策，本末倒置。有優勢產品，才有強勢經貿協商能力。 兩岸產業競爭非互補 兩岸共同市場對亟需爭取時間，作產業結構調整的台灣，更是一招斃命。鬆綁IC工業到大陸，更是用來討好國內IC業老闆們，置數十萬IC從業人員前途不顧。 成為共同市場是要加入者能產業互補，才能相互得利。但兩岸產業結構類似，產品極為類似，相互競爭而非互補。台灣現有的水泥，石化，鋼鐵，化纖，汽車也是中 國近十年產能大幅擴充的主項。電子下游組裝業也有8、9成的產能搬到大陸，電子產品早就可在當地銷售，何需由台灣賣去？ 只 要大陸經濟一衰退，低工資成本的大陸工業產品將長驅直入，台灣工業將被迫立即全面關廠或搬到大陸。大量關廠，龐大失業人口，絕不是我們經濟體系所能承受。 鬆綁IC工業到大陸設廠，更將重傷台灣。IC工業是台灣花了30年所建立僅存高附加價值的完整產業，一旦開放去中國，將如同電子業下游搬個精光。 台灣幾十年來經濟政策，產業設立都求速成，以期能在短期賺最多外匯為目標，密集建立從只有大國才有的大型高汙染鋼鐵、石化、水泥等重工業及近期的IC、LCD電子品組裝工業。 鼓勵人才投入醫療業 炒短線的經濟政策惡果是，除少數資本家獲大利，受僱勞工僅能餬口，不能從工作中提升職業技能。面臨大陸低廉勞力，台灣勞工馬上被取代。 荷 蘭、瑞士、芬蘭、瑞典等歐洲小國，國民所得皆在台灣二倍以上，但每個國民貿易值都僅與台灣相似，出口產品附加價值很高，不須靠量取勝。這才是我們追求的模 式。決策者應轉以厚植技術加強出口競爭力為最高目標。停止重工業像石化、鋼鐵的擴充，同時集中年輕新一代的智能投入IC設計、軟體、生技及醫療器材、材料 科學等產業，以出口高利潤的商品來支付農產品及能源必需品的進口。這樣的政策，也許效果不能立竿見影，但年輕一代，終其一生可保持競爭力，不會在壯年即被 就業市場淘汰。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美麗快樂的家園，而非投入所有資源成為出口大國。出口貿易所得應導引去建設台灣，徹底改造美化台灣鄉村及城市面貌，兼可賺取觀光外匯。而面對高齡化的社會，鼓勵更多資金人才投入醫療產業。唯有如此，才可追上歐洲。 作者為HSBC Securities前台灣總經理 簡耀堂
荷蘭一個團體昨天指出，中國大陸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大陸今天反唇相譏，質疑西方國家把製造業遷移大陸，導致大陸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點名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西方國家。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說，已開發國家將許多製造業移到大陸，已開發國家一方面增加在大陸生產，一方面批評大陸二氧化碳削減不夠，這是很虛偽的行為。〔秦剛〕還說，大陸人口眾多，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大，但大陸會認真處理這個問題。
OECD秘書長古瑞亞指出，上百萬人正在享受全球化的好處，但同時也有人覺得這個發展並不妥。他說，此種情況造成進一步開放國際貿易與投資的政治阻力，尤以美國與法國最為明顯。 OECD的報告指出，美國與歐洲近幾年工資成長減緩以及所得不均拉大，有可能是全球化所造成。
根據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未來必須辦理財產申報的對象，增列公股代表董監事，由於公股董監事待遇不高，且多數是聘請學者專家兼任，這項新規定已讓出任公股代表意願大幅降低，不少現任公股董監事更有意去職。
檢調大規模、高規格的處理動作，卻也引發另一種討論：「過去沒事，為何現在突然變成十惡不赦？」，原因或許就在於近來被大量引用的M型社會概念，當企業老闆出手數億元買飛機、買豪宅，科技業主管砸百萬登廣告求婚等新聞不斷出現時，M型社會中的另一端卻是充斥著許多催淚的孤苦人生故事。 在明基案爆發之初，有人說，1億多元的內線交易利益實在不算什麼，但對照1萬元保釋金都籌不出的邊緣家庭，不辦這些已經擁有很多卻還想要貪更多的人，怎麼對得起那些什麼都沒有的人。這樣的社會觀感氛圍，讓部分企業老闆開始擔心因此延伸出現的反商情結。
筆者任職公職大半輩子，歷經多年業務委外的親身經驗，現實的經驗告訴我，除非公部門祭出「一針見血」之對策，即「明訂最低薪資於合約內並列為驗收付款的履約項目」，否則委外員工遭剝削的情形恐將會繼續發生，甚至會更為嚴重。
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不是用國民所得高低來衡量，而是以對於集體風險管理的能力來判斷。
劉見祥先生從健保局籌備處時代，就參與健保到現在，他應該最清楚為什麼健保12年來爭議不斷？在歌頌「健保好」的同時，我們更有興趣知道健保局是否曾經認真評估過實施全民健保所造成的醫療形態扭曲、品質向下沉淪、倫理道德低落等負面衝擊的嚴重性？ 劉教授，又將對於這些嚴重的後遺症，開出什麼樣的有效處方？
這些大老們的政商關係良好，卻不極力突破這些握有節點的組織與機構來尋求更大的出口，反倒是自己莫名其妙的規劃出一個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劃分的「台灣網路環境」出來。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台灣網路環境」可言啊！甚至中國大陸在有 Great FireWall （GFW）的封鎖底下都無法區畫出一個範圍稱其是「中國網絡」！除非今天有人走進中華電信對外連線的機房把網路插頭拔掉，讓在中華電信之後的網站變成台灣的 VPN 網路，才叫「台灣網路環境」（譬喻法，國際網路當然不是這樣連結的），不然這個世界上終究只有一個網路，叫做「全球網路」；怎麼壟斷？請這些大老教教我們。
不論是「公平競爭的台灣網路環境」，還是「不存在壟斷的台灣網路環境」，政府管制當局，面對全球化的網路世界，如何界定有效的法制適用範圍？對我有限的腦袋而言，是個有趣的問題。
數位內容辦公室之前是資策會,被質疑後目前好像是由中衛中心接手 下面的數位內容學院,數位內容推動網,都還是資策會在執行 一堆IT技術出發的人在主導台灣的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資源 是想發展下一個YOUTUBE平台?這是台灣能發展起來的嗎
其實一杯公平貿易咖啡並不需比一杯一般咖啡貴這麼多 雖然公平貿易咖啡有保証收購價格， 但是原料成本占這杯咖啡價格的比率太少了， 會有「差別定價」乃是因為顧客是有差別的， 差別不在於你有沒有錢，而是在 你願不願意花這筆錢。
原來身為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最主力推手的美國，這次的民意，居然顯示出了逆流。由於全球化的好處都集中在資產階級的富人身上，而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反而越來越窮，貧富差距加大的結果，使得此次主張經濟平民主義的民主黨人，獲得了大量原本中間選民的支持。
在2005年，躋身世界500強的18家中國企業中，除了和記黃埔、鴻海精密這兩個港臺企業外，其他內地企業無一例外都是國企。相對私有、民營企業，毫無疑問，國企有著更高的社會責任目標，正如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認為的，國有企業在“社會責任和義務以及公共政策”這方面的要求和標準要比私有企業要高得多。可是，令人尷尬的是，在這份榜單中，這些頭頂國字號的企業在“社會責任感”上，竟然比不上那些“唯利是圖”的私營企業。
由於政府各部會本身的政策研析能力（人員）有限，重大經濟政策分析與研擬多半委託國內「智庫」。這種大量將「公共政策商業化」的模式舉世罕見，也迫使自有財源嚴重不足的國內智庫必須承接更多研究案來維持營運，往往造成研究品質堪慮與政策形成過程缺乏嚴謹支撐。民進黨雖非此一狀況的始作俑者，但在台灣面臨全球化與中國崛起等兩大力道分合夾擊時，民進黨政府卻仍放任國內政策研究環境持續惡化，可謂難辭其咎。
要訴求更多人加入這個局面的理由，絕對不是理想，而是錢：也就是fair trade的mark上打上黑體字的那兩個字：better deal。如果這麼搞，我們給你better deal，那要邀請其他農業生產者轉型加入的機會，總比跟他們談理想，來得高吧。就算加入的農家只是為了better deal吧－－況且，a better deal 這本來就是現實問題，生存問題－－只要有更多種植者加入有機種植，關於環境的訴求就進步了，更多人願意消費這樣的產品，支持這樣的管銷管道，那麼，農產品採購制度及農業生產者的勞動力對價，也都是進步了。有人要買，也有better deal，看會不會也就有更多這樣的生產者。
在八○年代初期，鴻禧村民開始向政府陳情，要求解除沈重的軍事管制。經過了一連串的折衝與協調，軍方逐步放寬限制，十年前哨兵站的撤離象徵著鴻禧村與平地社會的接軌。村裏的有力人士開始扮演掮客，山下的資本貪婪地攫奪這塊處女地，甚至侵佔到生態地質敏感的國有土地。在大部分居民仍沒有辦法改建破舊房舍的時候，一幢幢佔地廣大的私人別墅、權貴招待所、庭園餐廳卻紛紛出現。為了掩飾不法，土地投機客也帶來了黑道份子，無辜的村民被恐嚇要脅不得對外張揚。更甚者，長期受委曲的村民沒有得到公道，在以往被軍方禁止登記的土地也沒有歸還。最近，世居此地的居民還被政府控告「侵占國土」，讓他們哭訴無門。
拿大運銷協議會與美國的相近組織,是很值得注意的觀察切入點,直指台灣農產品產銷失控的問題核心,但是該文作者還是沒有指出,為何台灣這種理想的組織沒有出現?台灣不是沒有類似組織,但為何失敗?或是成立這種組織的社會動力何在?如何成形?
據說這次喊著要出走的是歐洲的藥商。但媒體沒有講的是，如Zyprexa這樣的原廠高價藥，在歐洲的使用率並不高（低於5%，美國的1/10），因為歐洲的公醫制的經費有一定的限制，開太多高價藥會排擠到其他更需要醫療資源的人民。 2003年，民眾上街頭反對健保費率調漲，已經決定了健保的走向。健保的品質必然會下降，許多醫師會選擇走向不屬於健保的美容、整型、減肥，護理人員的工作環境會變差、照護品質一定會受到影響，然後有些藥會吃不到。
全球化的重力加速度，幾乎掏空台灣的傳統產業，現在又以重拳撲向農業，失去保護及補貼的台灣農民，淪為一群有土無財的棄民。種植政策的謬誤，重則讓土地變貌、國土毀壞，例如檳榔；輕則讓農民搶種，供需失衡，前年的山藥、今年的香蕉，都讓人淌血。無米樂是悲哀的常態，冠軍米則是幸運的樣板。
這些金融菁英涉案的程度，外界尚難從已知的資訊論斷，惟從中信金三位高階主管遭到收押，顯示問題已不單純。但是，屬於法律層面的行為，須視證據力及司法判決而定，外界無從置喙；可受公評的是這些金融菁英非屬法律層面的道德標準，顯然不符社會期待。也就是說，即使他們的行為一切合法或因涉境外而無法查獲違法事證，不會受到法律制裁，也不代表他們無可苛責之處；且這些行為也必將衝擊金融產業的發展，整個產業將為此付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