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風暴愈演愈烈，你以為你不投資、存款放銀行就等於沒有參與這場金錢遊戲嗎？那你就錯了，你至今每個月都還在繳一筆錢，丟入金融賭場這個無底洞中。
業內人士同時認為，中國紡織品真正的威脅或許並不僅來自貿易壁壘所帶來的利潤率下滑，更來自競爭對手。 商務部研究院世界經濟貿易研究部主任樑豔芬就認為，印度將對中國紡織出口產生壓力，前者紡織品已經顯現出替代中國市場的潛力。據悉，近期，印度出爐了一系列鼓勵出口措施，其中包括對國內紡織服裝的出口退稅率提高3%的優惠政策，新的出口退稅率是10%。雖然3%的調整幅度並不大，但樑豔芬指出，印度的優勢在於勞動力廉價、原料多樣化、傳統設計技術以及龐大的國內市場。印度紡織品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將影響到中國國內相當部分中小型紡織品出口企業，原因在於一方面這些企業的市場抗風險能力差，另一方面其出口產品也存在嚴重同質化傾向，面臨市場競爭尤為激烈。
戴爾創辦人Michael Dell接受CRN(Computer Reseller News)訪問時指出，該公司將更加看重通路市場，尋求合作的服務供應商(Solution Provider)客群；金融時報(FT)更直指，戴爾過去23年來所堅守直銷路線即將轉變，預期戴爾將擁抱通路商，將業務範圍擴展至通路及零售經營模式
檢調大規模、高規格的處理動作，卻也引發另一種討論：「過去沒事，為何現在突然變成十惡不赦？」，原因或許就在於近來被大量引用的M型社會概念，當企業老闆出手數億元買飛機、買豪宅，科技業主管砸百萬登廣告求婚等新聞不斷出現時，M型社會中的另一端卻是充斥著許多催淚的孤苦人生故事。 在明基案爆發之初，有人說，1億多元的內線交易利益實在不算什麼，但對照1萬元保釋金都籌不出的邊緣家庭，不辦這些已經擁有很多卻還想要貪更多的人，怎麼對得起那些什麼都沒有的人。這樣的社會觀感氛圍，讓部分企業老闆開始擔心因此延伸出現的反商情結。
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不是用國民所得高低來衡量，而是以對於集體風險管理的能力來判斷。
這些大老們的政商關係良好，卻不極力突破這些握有節點的組織與機構來尋求更大的出口，反倒是自己莫名其妙的規劃出一個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劃分的「台灣網路環境」出來。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台灣網路環境」可言啊！甚至中國大陸在有 Great FireWall （GFW）的封鎖底下都無法區畫出一個範圍稱其是「中國網絡」！除非今天有人走進中華電信對外連線的機房把網路插頭拔掉，讓在中華電信之後的網站變成台灣的 VPN 網路，才叫「台灣網路環境」（譬喻法，國際網路當然不是這樣連結的），不然這個世界上終究只有一個網路，叫做「全球網路」；怎麼壟斷？請這些大老教教我們。
不論是「公平競爭的台灣網路環境」，還是「不存在壟斷的台灣網路環境」，政府管制當局，面對全球化的網路世界，如何界定有效的法制適用範圍？對我有限的腦袋而言，是個有趣的問題。
學者、官員面對國際化，提高國際競爭力時，總是不談「投資」，不談「研發」，不談「升級」，而大談「品牌」，宛如「品牌」才是克服當今台灣經濟企業經營的不二法門？歸根究柢，盤根於他們心靈深處的中國情結，亦即「中國經濟觀」是癥結所在。因為「品牌」隱含了「市場」，品牌本身代表了廣大市場之接受度，由此可連結到他們心靈中的另一廣大市場—中國，符合他們西進的欲求，促進「兩岸經濟統合」的終極目標。
在2005年，躋身世界500強的18家中國企業中，除了和記黃埔、鴻海精密這兩個港臺企業外，其他內地企業無一例外都是國企。相對私有、民營企業，毫無疑問，國企有著更高的社會責任目標，正如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認為的，國有企業在“社會責任和義務以及公共政策”這方面的要求和標準要比私有企業要高得多。可是，令人尷尬的是，在這份榜單中，這些頭頂國字號的企業在“社會責任感”上，竟然比不上那些“唯利是圖”的私營企業。
當Wal-Mart決定將美國的消費模式（每天最低價來刺激消費）複製到海外各地，他為了市場還是改變了既有的策略。而且由墨西哥的經營經驗，發現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法，既可維持既有的消費群，也可藉機觀察當地的消費模式，慢慢的將美國的經營方式與當地結合，形成新的零售業變形蟲。
這些金融菁英涉案的程度，外界尚難從已知的資訊論斷，惟從中信金三位高階主管遭到收押，顯示問題已不單純。但是，屬於法律層面的行為，須視證據力及司法判決而定，外界無從置喙；可受公評的是這些金融菁英非屬法律層面的道德標準，顯然不符社會期待。也就是說，即使他們的行為一切合法或因涉境外而無法查獲違法事證，不會受到法律制裁，也不代表他們無可苛責之處；且這些行為也必將衝擊金融產業的發展，整個產業將為此付出代價。
阿根廷經濟和生產部長米塞利在宣布這項措施時說，由於居民購買力上升，阿國內市場對摩托車的需求迅速增長。但是，今年以來摩托車進口增長過快，已經對國產摩托車的銷售構成威脅。為保護本國工業，阿根廷政府決定限制摩托車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