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會運動能關注這些真實且實際的問題，而非關注信仰或道德意識型態，並且匯集眾多社會運動，文明衝突就不會再是主要的議題。
所有的政策遊說、修法、立法絕對是漫長的過程，天天跟底層在一起看著他們被追債自責無助的熱血青年指責別人延宕，上層人不痛不癢的時候，可否請你看清現實，如果要培力、陪伴幾個生命，那用你們的方式大概沒問題。但如果你要走的是更徹底的可以改變法制或結構的路線，只罵別人不努力絕對是沒用的、要耐下心來想論述、想策略、去結盟壯大，才有可能變法成功，這不可能是我今天罵完幾個人、拿出十個悲慘至極的故事，明天法條就會通過，這是殘酷的現實、也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我認為之所以必須收起情緒、務實的調整並容納各方意見的原因。 更務實且功利的說，也正如台下有人提問的，那些縮減性產業聯盟的重要人士沒來，接下來該怎麼辦？我想的是，還好沒來，要是來了是這種場面，絕對是雙方翻桌互罵，沒錯，大家都可以發洩自己九年來的累積、然後呢？？這樣可以達到要修法、要拯救底層人民的目的嗎？講得刻薄點，這些情緒回家自己做團體動力的時候拿出來鬧一鬧就罷了，真正要談事情的時候，雙方這樣互相刺激是沒有幫助的。
難題的根源是，全球化所帶來，需要國家福利政策照顧的，全球化中受傷的Ｍ型社會的一端，往往也是會支持民粹式民族主義的一端，這使得左右和統獨在邏輯概念分屬不同範疇；但群眾實體上卻又是二而為一。
台灣的最低工資已經有八年（？）沒有調漲。兩個原因做這樣的建議：第一，實際上牽涉到15840元的多半是邊緣/弱勢勞工，像是部分工時，時薪制勞工，以及外勞。道義上，台灣的工會本來就該要幫這些人講講話，而且，看看像溜滑梯般持續下降的組織率，工會運動也到了該在組織面向她／他們張開雙手的時候了。第二，對照韓國製造業的工資已是台灣的兩倍，甚至香港工資也開始回升的時刻，台灣的工會還老是採取defensive的策略，莫非真的相信「企業永續經營」那一套，把自己跟資方獲利率綁在一起？
盧森堡的自發主義（spontaneism）即主張，歷史是一個主體（人民群眾）透過行動而涉入的領域，任何社會制度的生命力，都有賴人民群眾「積極的、稍受限的、且充滿活力」的參與，而她所謂的行動就是日後她極力倡導的「大罷工」（mass strike）。她深信唯有建基於人民自發的基礎上才能到達階級自覺的地步，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民主與集中的課題也都必須置於如斯的辯證情境，才能獲得有機的發展。
我曾經去過馬來西亞，對他們的多元文化、開放風氣感到很驚艷，心想：「哇，這就是當年麻六甲的風華嗎？」（大馬的陽光）不過，一連看兩部關於馬來西亞的紀錄片後才發覺，原來到現在，馬來西亞還有「白色恐怖」？在進步、開放的表面下，其實有非常無理的自由箝制，還有種族衝突的潛藏因子。
如果台灣是第三世界，沒有自由主義的土壤，培養不出能操作民主的「自主公民」，那麼去參加圍城的，又是從哪裡生出來的「自主公民」啊？如果去參加圍城的果真就是「自主公民」，不就現成有一批人可以參與政黨、改善民主政治了嗎？又何必退出政黨、退出國家呢？
基於消費的個人主義，界定新的社會運動。 一般認為集體主義是左，個人主義是右。Touraine 認為相反。 二十世紀後半最主要的變化是兩性關係，但非維護女性權益之面向。 平等與自由息息相關。 少數族群：同化，或是保存次文化？ 但特異性表示某種不平等。 新社會運動必須結合「平權」與「維持(且尊重)文化多元性」 ※ 從societal type 社會運動→勞工抗爭 ※ 從process type 社會運動→產業民主 時代的口號 Nation (Civic Right) →Progress (Economic Right) →Self (Culture Right) 我們已經在大眾傳播的資訊社會，這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在快速流動中發現自我。這個社會最主要的集體行動及是以集體的手段（公共辯論）來捍衛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