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玄在清華大學擔任校長期間，一九九一年也曾親自寫信給「補課」討論「Ａ片的文化邏輯」的文學研究所教授陳光興，要求他停止「補課」活動，並表示校方不出借視聽中心辦此活動，如另擇時地辦理及放映Ａ片，「後果自行負責」。這場「補課」其實是針對清大觀瀾社「衛生紙工作室」出版「Ａ片專輯」刊物，被校方指「內容露骨」，負責人並遭學校處分。課程內容包括「李昂小說中的色情」、「色情文學」、「關於身體與色情的權力控制」、「台灣的色情海報分析」、「清華戲院為何消失」、「色倩與藝術」及「Ａ片的文化邏輯」，完全符合學術討論的範疇，顯然劉兆玄其實並非尊重學術自由之人。
討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可以分成幾個層次： 1.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以全球化為名的「新語境」：對自由市場體制的崇拜和沈溺，已主宰當今所有政治行動者的意識型態，Neo-liberalism(NL) as a discourse and obsession with free market in the name of globalization 2.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自八十年代歐美新保守主義之後的民族國家（政策）干預的鬆綁政治體制：NL as new political regime of nation-state free of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since the 80's 3. 新自由主義指涉新的全球化過程所導致的新社會-文化-空間-歷史條件，可以參考新制度學派的批判地理學觀點（如：David Harvey）。也可以參考我的網頁說明： 另類人文地理學會議，及David Harvey's The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osted by SS at May 9,2006 02:40
1. 縣市失業率上升愈多，則當地居民的經濟評價愈差。縣市失業率每上升 1%，則當地居民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減為 18%。 2. 臺灣人認同者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好、中國人認同者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差。前者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是後者的 3.9 倍。 3. 年紀愈大，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差。受訪者每增加 1 歲，則其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減為 98%。 4. 男性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好。男性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是女性的 1.4 倍。 5. 教育程度愈低，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差。小學以下學歷者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是大專學歷者的 0.52 倍；中學學歷者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是大專學歷者的 0.63 倍。當然，教育程度有可能是透過職業或所得而產生間接的影響力。 6. 縣市當期失業率、受訪者是否失業，皆與經濟評價沒有顯著關係。何以許多失業者不覺得經濟變差？他們很可能只是正在尋找更好的工作，而不是被迫失業。 上述結果，除了第一項與客觀經濟環境有關，影響力最大的居然是國族認同。那麼，所謂人民的感受，就不再只是個經濟問題了。
巨大的政治變遷常發軔於最渺小的疑慮。這樣的疑慮正開始浮現於美國總統大選。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正表示，自由貿易也許畢竟沒那麼好，這標誌著全球化之終的響鈴嗎？
但我們還需要一位非國民黨籍，有普選正當性的「在野」總統，才能凝具足以制衡這個獨大執政集團的力道。我們不能冒國民黨乘勝再奪總統大位，導致公民社會士氣渙散，權力分配全面失衡的潛在威脅。將主權和民主兩項重大價值，僅僅託付於國民黨的善意，是十分不健康的狀況。 一位「在野」的總統，是現行體制可能造成的最大荒謬。他具有全民普選賦予的正當性，所以不是「虛位」總統，卻又無執政之實，終而只能「在野」。但一位受公民社會賦託的在野總統，在現行憲政秩序之下，並非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是捍衛台灣價值的象徵，並據有代表公民社會，向執政集團宣達國政意見的中介位置。 面對二ＯＯ八年的政治情勢，為確保鞏固民主，推動進步的機會，我們亟需呼喚公民社會，特別是深具自主意識的社會運動者，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進行連結，全力投入總統選戰，才有機會合為一股積極主動的在野力量，以形成和新執政集團之間，某種健康的權力制衡關係。我國將因此確保民主轉型的果實，並為將來的體制改革創造機會。
「政府萬能」的思維老早就該拋棄，但由於社會大眾（甚至包括許多民進黨政治人物）因未能看清台灣經濟的來路，輕信了國民黨自封的經濟奇蹟創造者名號，所以對現狀、未來、政府角色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想像。
blogger本身在回應時有一段話：所以，基進 (radical)民主派（並非等於所謂的「第三勢力」）目前必須看清主要、次要敵人，還是得先結合民進黨，一起把黨國體制拆除到無法復辟。屆時，再回過頭來跟民進黨競爭。這樣台灣才比較有可能形成真正有用的兩黨政治。
所有的政策遊說、修法、立法絕對是漫長的過程，天天跟底層在一起看著他們被追債自責無助的熱血青年指責別人延宕，上層人不痛不癢的時候，可否請你看清現實，如果要培力、陪伴幾個生命，那用你們的方式大概沒問題。但如果你要走的是更徹底的可以改變法制或結構的路線，只罵別人不努力絕對是沒用的、要耐下心來想論述、想策略、去結盟壯大，才有可能變法成功，這不可能是我今天罵完幾個人、拿出十個悲慘至極的故事，明天法條就會通過，這是殘酷的現實、也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我認為之所以必須收起情緒、務實的調整並容納各方意見的原因。 更務實且功利的說，也正如台下有人提問的，那些縮減性產業聯盟的重要人士沒來，接下來該怎麼辦？我想的是，還好沒來，要是來了是這種場面，絕對是雙方翻桌互罵，沒錯，大家都可以發洩自己九年來的累積、然後呢？？這樣可以達到要修法、要拯救底層人民的目的嗎？講得刻薄點，這些情緒回家自己做團體動力的時候拿出來鬧一鬧就罷了，真正要談事情的時候，雙方這樣互相刺激是沒有幫助的。
在最新一期的New Left Review（32期）中，刊登了一篇王超華所寫的A Tale of Two Nationalisms: Politics of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 in China and Taiwan ，是對該刊第28期中那篇眾人感冒的訪談Alliance for Ethnic Equality: Tensions in Taiwan的回應。
新左評論幾篇有關台灣民族主義的文章，特別是Benedict Anderson亦寫了一篇回應
為什麼大家都要昇格？因為昇格後錢會變多。這就是台灣存在的一個莫名其妙的預算分配原則，憑什麼「直轄市」就可以享有更多預算？需知，「首善之區」的概念是落後貧窮爛國家才有的國土規劃概念，因為貧窮落後國家沒錢，只能選一個地方裝裝門面，選一個皇帝獨裁者住的京城來裝門面給外國人看，給獨裁者自己住得比較舒服；今天的台灣沒有理由還抱著有一個「首善之區」的概念，最近兩任台北市長馬英九、郝龍斌口頭上都還在提這種極落後、傲慢輕視台灣其他地區的概念。
必須看到，在中國的全球廉價工廠「崛起」之後，台灣過去那種出口導向、製造業代工導向、追求大量生產、低勞工成本、高增長率的舊產業結構與增長模式，已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更不能「水往低處流」，到中國去尋找「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間」。台灣產業應以自身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開闢現代文明國家發展的新航道。其參照系不是靠奴役勞工「崛起」的中國典範，而是社會公平正義、人民生活幸福、環境美麗舒適的現代文明國家典範，如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
未來台南市民即使在家抽菸，如果位在無菸社區裡，一旦被檢舉仍須接受輔導教育
公權力介入私生活的粗野新聞
英國《金融時報》/哈裡斯(FT/Harris)今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所有的富裕國家，公眾正對全球化現象和全球最大型公司領袖產生一種普遍的對抗情緒。 美歐的絕大多數人都希望，對富人征更高的稅，甚至是設定公司高管的薪金上限，以平衡他們認為不公平的高管薪酬和全球化的消極影響。
新發現的湖泊，最終只可能成為衝突的根源。蘇丹研究專家普立德高斯特說：「氣候變遷與缺乏雨量，遠不及蘇丹政府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推廣的土地使用模式來得重要，這些模式讓許多農地從此不堪使用，是達佛數十年來內部移民頻繁、動盪不息的主因。」 去年國際公義聯盟發表報告，指出石油與機械化農耕對蘇丹人權侵害的影響，報告總結道：「蘇丹紛爭的主要根源，是蘇丹中部的政經精英有系統地虐待鄉村貧民所致。」 達佛紛爭的主因，在於爭奪對資源與財富的控制權，但紛爭並非發生在農民與放牧者、北方人與南方人、基督徒與回教徒，也不在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而是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控制蘇丹財富的精英，與貧民之間的戰爭。分析家說，在改變此方程式之前，要有所變化，無異是緣木求魚。
在此期間，說政府作多，也許沒錯；然而，天下豈有故意政策作空的白癡政府？其中比較重要的，應是央行在雙率政策改弦更張，從低利率及低匯率的雙低政策，改為鼓勵投資台灣。雙低政策容或有利出口產業，卻是國人看輕台股的罪魁。雙率政策經此調整，投資台幣資產有利可圖，當然為金融市場帶來活力。
今天的台灣，其實已走在莫斯科和印度的舊路上。政府為了營造繁榮假象而炒高股市房市，這種炒作方法，錯置了國家資源，扭曲了工商業對利潤計算的方式，不必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它本身就已具有拉抬物價的動力，這種物價動力再加上國際價格上揚，自然一發不可收拾，而積極的被剝削者當然是普通市民階級。 目前全球已走到景氣循環的向下波段。歐洲房市已告停滯，美國的房市也出現疲態，消費也同樣日益趨緩。台灣趕在這個末段時刻炒做股市房市，它的可持續時間已注定不會太長，物價的快速狂漲即是證明。它會給台灣甚麼樣的災難，可能已值得我們未雨綢繆了！
6月29日，血液學專家、無黨派人士陳竺被任命為中國衛生部部長。這是繼萬鋼出任國家科技部部長之後，又一位非中共人士出任國務院正部級高官。分析指出，這是中國政壇今年來發生的重大而微妙的變化，具有指針意義和里程碑意義，非中共人士出任正部級高官已漸成小氣候。
究竟有什麼政經上的因素使得 一）中國的農民在改革開放前期獲益，但到了八十年代後期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卻益發相對減少，僅能糊口呢？ 二）為什麼中共六四鎮壓了學生和工人的運動之後，中國土地上沒有出現什麼的抗暴運動？這和農民現在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
難題的根源是，全球化所帶來，需要國家福利政策照顧的，全球化中受傷的Ｍ型社會的一端，往往也是會支持民粹式民族主義的一端，這使得左右和統獨在邏輯概念分屬不同範疇；但群眾實體上卻又是二而為一。
上開中國時報臺北縣版報導的新聞，其實說穿了，臺北縣周錫瑋縣長雖然要求臺北縣升格直轄市，但在這之前，想先透過地方制度法第4條的修法，以準用方式來充實臺北縣的組織編製與財政收入，簡單來說就是所謂「準直轄市」的構想。想進一步分析如下：
林正修： 一：個人與正義 我非學術中人，無法像幾位教授一樣提供相關的理論背景，但我珍惜這個自省的機會。也認為由每個人自身的經驗開始反省會更為真誠。 我很開心自己在年輕時反抗過威權的體制,而且現在也不必為墮落的政權多所辯護。 我自己對白色恐怖的經驗是來自每年受邀參加馬場町的秋祭，來參加的都是受害倖存者，家屬與其後人，他們是貨真價實的受害者,全台灣大約有六萬人，每次我面對那些槍決前的年輕面容照片，他們彷佛都在說，「真不甘心這麼年輕就必須赴死」。我的心理就想，能不能不要讓這些人生命與青春犧牲的這麼沒有代價。 事實上，特務體系在韓戰前後,對紅色政治犯的處理有著明顯的不同。一開始他們怕萬一共產黨過來解放台灣，他們還得拜託手中的階下囚.等到第七艦隊協防後，國特體系就對紅色的政治犯下手特別重，常常是大陸省籍的判死刑，本省籍的則判徒刑，但是像林書揚、陳明忠等老同學也都被關押了三十年以上。 關於歷史的詮釋,這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與前面幾位講的剛好相反，而就政治傾向也剛好是南轅北轍，我不禁想為何台灣對歷史的認識是如此地斷裂？ 我過去兩年在南亞與回教徒一起工作,試著用他們的角度重新來理解世界。十幾年前在雲南做田野接觸了回漢的歷史,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衝擊。
特別是林正修發言的部分。
Twenty university students yesterday founded an association with Adolf Hitler as its inspiration, and set themselves the goal of turning Taiwan into a Nazi country
布莱希特那样的具有高度知性、受过道德洗炼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往往会... ...写出歌颂独裁者的作品来？因为他们企图行善、同情弱者，却与邪恶结成了同盟
日本學者渡邊立夫說社會主義國家都難以成為真正的大國，因為所謂大國便是能24小時都能透過市場機能，超越國境發揮其經濟影響力的國家。 如今中國的物權法為這樣的可能性建立了基礎，但也將使中國面臨許多更嚴峻的處境，例如，在物權法還沒通過之前，中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拉大的幅度已經令人擔心，此後會進一步惡化到何種程度？這問題正式2005年物權法被封殺的主要原因之一。胡錦濤固然強調此後中國政策方向不再是GDP的成長，而是GDP的公平分享，但是成效如何還有待觀察。
中國在進行一場激動人心的經濟增長實驗，任何別的國家都沒有完成的，能夠這麽長時間的保持這個勢頭。我覺得好奇想知道它是否能夠將資本主義與列寧 主義政黨結合起來。以前從來沒有人這麽嘗試過。或許可能失敗，但是爲什麽不能嘗試一下呢？爲什麽不能讓中國人自己選擇喜歡的模式呢？ ... 忘記我們是如何走過來的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像因爲發展造成的 環境危害。我們富裕國家警告新來者不能做我們貧窮的時候曾經做過的事。你必須像我們現在的行爲一樣，而與此同時還要譴責你沒有擺脫貧窮。咱們走著瞧吧。
這幾封書信往來曾在車站書店內大略瞄過，現在看到完整的漢譯版本。的確讓我從新的角度看待中國崛起的問題，可是我真正擔心的問題卻仍然沒有解答！畢竟這僅針對經濟面向而談！未來會怎樣？呵呵！咱們走著瞧吧。用新的角度來看似乎有趣一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