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度高壓的監獄生活中，受刑人還是試圖相互的教導與學習：因為當初抓來黑牢中的，有許多具有不同專業或思想立場的知識份子，因此不識字的教導識字者、熟悉馬列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想的也儘可能教導同牢房的成員。在這裡，我們能看見受囚者的意識，不斷抵抗著各種監獄教化機制的馴服。
以哈伯馬斯的「交往理性」為核心，在宏觀的框架下論窺探社會。我看過最好的關於社會理論的論文。
如果一個人感覺到他的意見是少數的，他就比較不會將其意見表達出來，原因是因為害怕被多數的一方報復或孤立，沉默的螺旋始自害怕報復或孤立，並從那裡逐步增強或擴大。
網絡使小眾聚合，能否成為瓦解沉默螺旋的基礎？
總之，給自己一點機會，不預設甚麼理論地去聽現實對應「場域」中各種人的對話、感覺她/他們的空間感、時間感，能的話跟著走一天，不時再回去看看。複雜的現 實場域永遠遠比校園裡被不同程度process過的言說更豐富、更充滿驚奇。我沒有說理論不重要，模型不重要，書本不重要，我只是提醒，如果你發覺隨著自 己學術語言運用與透過學術語言思考的精進，自己對世界的「新鮮感」、「驚奇感」卻好像越來越遲鈍，你應該把它當成一個警訊。
他更進一步哀嘆社會學乃處於鉅變之時生出之學科，以淑世的烏托邦主義為訴求向來為社會學的重要價值，而近廿年來媒體研究、女性主義、環境主義等新生學科逐漸取代社會學的社會功能，加上社會學對於重大政經議題提不出獨到之見，因此，社會學已面臨學科危機，需要進行改革。
經濟學者Tom Hertz在4月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是富有國家中兩代流動力最低的國家。貧窮家庭的小孩只有1％的機會成為最有錢的前5％，富有家庭的話就有22％的機會。經濟週刊發行的研究則指出，1978年在最貧困的後1／4家庭誕生的男性中，23％在成年後成為最富有的前1／4，但在2004年只剩下10％。諷刺的是，社會的期望卻完全反現實而行；紐約時報2005年的民意調查顯示，80％的受訪者認為窮人能夠藉著勤奮工作致富，1983只有60％的人會這麼想。 Tom Hertz指出：「在有可供比較數據的富有國家之間，只有英國有比美國更低的流動力。」4月，Joseph Rowntree基金會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30幾歲的英國國民和早生10年的人相比，停留在和父母一樣的經濟階層中的可能性為兩倍。
公制的創造者相信，人類主要是由他們在世界上的經驗所塑造。他們希望市民能夠評估自己的最佳經濟利益，因為沒有經濟利益，他們永遠無法自由。他們相信，給人民工具去以理性和一致的態度面對物質世界，假以時日，人民本身就會成為理性而且一致。
资本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演变方向。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个集团与官家集团的主次位置有可能颠倒过来。目前，资产阶级作为工商业生产集团的核心，正在动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个人手段，影响坐江山的官家，进行资本家的个人革命、局部革命，实现潜变法或潜革命。如果把这种博弈视为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历史对局，那么，资本家们大规模采用的私下收买策略与官家集团出售权力的内部竞争相结合，由此在各个局部和层面完成的“一个人的革命”，最终将构建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在我心中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對於做為國民政府主要支柱的大半外省人，本來是較不受台獨運動的這種「文明/落後」心理操作影響的。然而他們的心理基礎，卻也在1978年國府被「現代標竿」的美國拋棄，接著又是一連串政治事件之後，開始動搖了。到了這時，國民黨不只已經被臺灣本土勢力及其後的民進黨定罪為「落後」，甚至淪落到它自己的支持者與子弟都引以為恥的地步。於是在1972年那時還可能會支持社會穩定的「小市民」，到了1984年就變成生氣甚至憤怒的「野火」了。《野火集》的風行草偃，讓人深刻感受到這個動搖。回頭想來，引發這個大轉折的，竟是當年威權體制以「國家安全」為名所使用的各色恐怖手段，是國民黨真正落後、完全脫離時代精神的統治術。
者說，「台灣競爭力持續下跌，「社會資本論」的觀念最有解釋力。」 為什麼？ 作者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他舉出一些現象，貪腐、公共工程綁標等，但這些是社會資本要解釋的政治現象，而不是社會資本本身。 事實上，不同理論對社會資本的指涉有所不同，有的指的是「社會信任」，有的指的是民間組織的濃密度，或社會組織網路特質。但作者並沒有告訴我們台灣的社會信任是否現在比以前更低，或者社會組織有什麼和之前不同的變化。這些問題都已經有不少研究。
英文的「法律主治」與德文的「法治國」兩個原則，大概是所有法律人最為尊重的核心價值原則。雖然後者在意義內涵上可包含前者，但經過適當意義涵養後的法律主治（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仍是最被廣泛援引的法律運作基準，並用以與「依法宰制」(rule by laws)概念相區分。此一區分，通常又以實證法律的民主正當性，依法行政，以及司法獨立為主要的區隔點。 然而啟蒙的辯證又豈會放過我們。所有被正面、積極或實證的（英文都是positive）追求的理念成果，都將面臨負面、消極，或虛空化的挑戰。那麼法律主治的虛空化挑戰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在於其「合法性」，而如果要說的更精確一點，在於公權力對「制定法」的「迎合性」，反而淪喪了法的內在合理性。
「法治」的呼聲響徹雲霄。Rule of law and rule by law 的區別，在當前的台灣，又面臨混淆。法的內在合理性的問題，一朵籠罩天空的烏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