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不可能在別人的定義之下創作的，作家只有自己給自己的定義。同時，一個真正的作家是不可能服膺於政黨或是學術給文學的定義的。
這不禁讓我感嘆，只要有錢，三年就可成就一座大歌劇院，但聽眾的素質，人民的素養，卻是花三十年都不見得培養得起來！
滿場視死如歸的研究生看上去是一隻殘兵敗將的隊伍，每個人甩著七零八落的腦子和四肢奮力跳著，真不知道這麼猛烈的戰役是和人生拚了，還是和念不完的書本拚了。 當身體劇烈活動並且疼痛的時候，存在感明確，心裡就不那麼空虛。我開始感到有氣力可以和諮詢師談談，至少我有了訴苦的精神和意願。 然後我就去談了。
那陣子我逐漸明白了一件事，一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事實上非常簡單，一放手就散了，一把握在手裡的灰。那飛灰是自己。 要放開世界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我沒有這樣容易放過自己。
同〈獨語〉合在一起看，就很有感覺了...
出國唸書的研究生歲月尤其孤獨，週身的社會網絡既不深刻也不固定，生活和心靈的錨完全繫乎學業，別無所求。由於這種成敗未卜的生活使人極度專心、焦慮和敏感，不論原來的個性如何，研究生很容易變得喜怒無常或者長期抑鬱。長久以往，生命裡其他的人便逐漸遭到驅逐，因為在一個滿腦子只有抽象事物的人眼中看來，身邊實質存在的個體都太過密實而無法超越，難以理解，畢竟，有頁碼的書比不透明的人容易多了，唸書尚且來不及，哪兒有時間處理人呢。
他 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 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其實，違法盜採珊瑚的確可能存在，在茫茫海洋上執法，也有其困難之處。但是，有一個重點是，只要是沒有產地證明的珊瑚，不論珊瑚本身或其製品，都不能合法銷售到其他很多國家，這是因為這個世界對珊瑚的保育已經有了共識，也已經設下了重重關卡來防止違法珊瑚在市場上流通。 所以說，只要台灣不再核發珊瑚船的執照，那麼台灣未來所有開採的珊瑚都是違法的，全部不能標明產地；如果沒有產地證明，那麼這個珊瑚在市場上就不能公開販賣，只能在黑市流通，價值就會貶低。賣不到好價錢，盜採珊瑚的業者就會無利可圖，而自動放棄這項不法的營生。 眼看，台灣就要走到這一步了！ 結果農委會卻發了「96張」執照，侈言「不是就地合法，是加強控管！」 而我所見卻是，未來將會有更多盜採珊瑚的人，因為他們知道，至少有96個管道可以有機會讓他搞到一個「產地證明」，然後光明正大的在市場上賣高價的珍貴珊瑚。
自從家破苦奔波，懶向人前喚奈何。名士無妨茅屋小，英雄總是布衣多。為嫌仕宦無肝膽，不慣逢迎受折磨。飢有糗糧寒有帛，草廬安臥且高歌。 這首「大潛山房詩」是劉銘傳所作，用字很白，意思很直接，可以看出劉銘傳的真性情。
課堂上我們的葉教授（當時是副教授）除了吹牛他的英文德文都超厲害，不但是耶魯大學的博士，兼會翻譯德國詩之外，也是講了一些蠻有趣的東西。其中有一件就是當時中華法學會向內政部申請變更名稱為台灣法學會，被內政部駁回了，理由是說：台灣是一個地區的名稱，不能用在”全國性”人民團體的名稱上。 而當年那個內政部長，就是今天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先生。
有好幾天，屁股爛掉的吳念真正眼都不看師傅一眼，遠遠看見就避開。直到被師傅叫住，拉到一旁。師傅說，你讀的內容沒有錯，但那樣讀只會白白傷了大嬸的心。既然兩人都已經分手了，是既定事實了，不如把內容圓一下-!-----最後只要把「意思傳達出來就好>>了」。（其實，我必須吐槽，那意思一點都不對）。當時年紀還小的吳念真雖然不是很懂，但還是勉強領受了。幾天後，礦坑塌陷。師傅走了。吳念真哭得不能自己。 他說，他這輩子就看過這麼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師傅讓吳念真知道，所謂真正的知識份子，是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知識比他低的人，而不是反過來利用知識，去掠奪知識比他不足的人。他的一生中，就只有當年亂打盤尼西林的師傅符合這樣的標準。我想，這就是一顆柔軟的心吧。當然這是吳念真心中的知識份子典型。
1. 縣市失業率上升愈多，則當地居民的經濟評價愈差。縣市失業率每上升 1%，則當地居民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減為 18%。 2. 臺灣人認同者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好、中國人認同者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差。前者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是後者的 3.9 倍。 3. 年紀愈大，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差。受訪者每增加 1 歲，則其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減為 98%。 4. 男性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好。男性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是女性的 1.4 倍。 5. 教育程度愈低，愈容易覺得經濟變差。小學以下學歷者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是大專學歷者的 0.52 倍；中學學歷者認為經濟變好的機率是大專學歷者的 0.63 倍。當然，教育程度有可能是透過職業或所得而產生間接的影響力。 6. 縣市當期失業率、受訪者是否失業，皆與經濟評價沒有顯著關係。何以許多失業者不覺得經濟變差？他們很可能只是正在尋找更好的工作，而不是被迫失業。 上述結果，除了第一項與客觀經濟環境有關，影響力最大的居然是國族認同。那麼，所謂人民的感受，就不再只是個經濟問題了。
「政府萬能」的思維老早就該拋棄，但由於社會大眾（甚至包括許多民進黨政治人物）因未能看清台灣經濟的來路，輕信了國民黨自封的經濟奇蹟創造者名號，所以對現狀、未來、政府角色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想像。
blogger本身在回應時有一段話：所以，基進 (radical)民主派（並非等於所謂的「第三勢力」）目前必須看清主要、次要敵人，還是得先結合民進黨，一起把黨國體制拆除到無法復辟。屆時，再回過頭來跟民進黨競爭。這樣台灣才比較有可能形成真正有用的兩黨政治。
十二月八日三立新聞台「福爾摩沙事件簿」播出〈台灣五○年代烏腳病的故事〉，是值得肯定的。本人去年十二月隨「田野調查理論與實務」課程至北門鄉作田調，對於「烏腳病」做過深入探討，發現節目中諸多報導與事實不符，特提出下列幾點澄清，以還原事實真相。
那個報導我看過了，覺得是個好的報導。但是報紙上這位研究生的投書，以他的研究指出報導中簡化和錯誤之處，讓我對這一段歷史又更清楚的認識。我仍肯定「福爾摩沙事件簿」這個節目（雖然我不喜歡他的文字稿都要重複唸兩次），但是希望製作單位不要簡化史實，更要避免錯誤。也更希望作相關研究的人能將研究成果用大眾媒體跟社會分享。
立法院昨朝野協商，通過開放教師組工會的條文，教育部表達遺憾。全國教師會理事長吳忠泰則說，工會法第四條是還給教師籌組工會的權利，行政院卻在同一天快速討論教師法修正草案，不讓教師罷工，意在拖延防堵搪塞。
政大財經教授殷乃平說：「回顧過去十年，台灣的國力由盛而衰，金融危機揮之不去，經濟成長由四小龍之首落為四小龍＋四小虎＋中國＋印度等國之末。」殷乃平，請問哪一本經濟學教科書或經濟學大師說「經濟成長率」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的國力？誰教你的？陳鳳馨？
但是其他人卻不能認同討論余光中時，可以就以「讓我們拋開政治吧」一語帶過。陳映真曾在兩千年公布當年余光中寫給王昇告密的信件，一直到陳映真病前，也始終未曾表示諒解余光中。 尉天驄迄今仍以「大眾作家」稱余光中。尉天聰更說，他感到「十分可惜，也不明白余光中當年為何會做這樣的選擇」。黃春明也不願對余光中做出任何太過褒揚的評價。 談到這場研討會，尉天驄期盼，余光中到時候或許能夠正式說明，當時究竟受到何種社會氣氛驅使，而寫下那篇文章。 只是，肯定余光中是「替台灣文學建立美感經驗」的作家，陳芳明表示，經歷時代與革命理想的幻滅，如今他只相信文學，僅願為文學服務。
反正和我們所學的歷史完全不一樣就是了。
所有的政策遊說、修法、立法絕對是漫長的過程，天天跟底層在一起看著他們被追債自責無助的熱血青年指責別人延宕，上層人不痛不癢的時候，可否請你看清現實，如果要培力、陪伴幾個生命，那用你們的方式大概沒問題。但如果你要走的是更徹底的可以改變法制或結構的路線，只罵別人不努力絕對是沒用的、要耐下心來想論述、想策略、去結盟壯大，才有可能變法成功，這不可能是我今天罵完幾個人、拿出十個悲慘至極的故事，明天法條就會通過，這是殘酷的現實、也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我認為之所以必須收起情緒、務實的調整並容納各方意見的原因。 更務實且功利的說，也正如台下有人提問的，那些縮減性產業聯盟的重要人士沒來，接下來該怎麼辦？我想的是，還好沒來，要是來了是這種場面，絕對是雙方翻桌互罵，沒錯，大家都可以發洩自己九年來的累積、然後呢？？這樣可以達到要修法、要拯救底層人民的目的嗎？講得刻薄點，這些情緒回家自己做團體動力的時候拿出來鬧一鬧就罷了，真正要談事情的時候，雙方這樣互相刺激是沒有幫助的。
在最新一期的New Left Review（32期）中，刊登了一篇王超華所寫的A Tale of Two Nationalisms: Politics of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 in China and Taiwan ，是對該刊第28期中那篇眾人感冒的訪談Alliance for Ethnic Equality: Tensions in Taiwan的回應。
新左評論幾篇有關台灣民族主義的文章，特別是Benedict Anderson亦寫了一篇回應
為什麼大家都要昇格？因為昇格後錢會變多。這就是台灣存在的一個莫名其妙的預算分配原則，憑什麼「直轄市」就可以享有更多預算？需知，「首善之區」的概念是落後貧窮爛國家才有的國土規劃概念，因為貧窮落後國家沒錢，只能選一個地方裝裝門面，選一個皇帝獨裁者住的京城來裝門面給外國人看，給獨裁者自己住得比較舒服；今天的台灣沒有理由還抱著有一個「首善之區」的概念，最近兩任台北市長馬英九、郝龍斌口頭上都還在提這種極落後、傲慢輕視台灣其他地區的概念。
一國兩制的意義其實是非常消極的。香港社會對於大陸民眾來說，只是一個購物消費的地方而已，沒有什麼民主政治的啟發與刺激
這批地圖是1944-1945美國海軍航空兵偵照繪製，並配合美國情報相關單位共同標出圖中的地標。原本應該是軍事機密，但已解密了，在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圖書館收藏並放上網路。 這套圖主要是給美軍轟炸台灣都市重要官廳、軍事設施用的，所以官廳、地標、軍事設施特別詳細，主要建築物的平面配置形狀都有出現。 台灣在日本時代的都市計劃圖，大概1937年以後就很少有圖檔記錄，而且軍事設施並不見得會在都市計劃圖內清楚標示；這批美軍繪製的都市地圖補充了台灣日本時代最後十年都市地圖史料的空白。 整套地圖都是以英文標示，但地名以日本語拼音為之。
林正修： 一：個人與正義 我非學術中人，無法像幾位教授一樣提供相關的理論背景，但我珍惜這個自省的機會。也認為由每個人自身的經驗開始反省會更為真誠。 我很開心自己在年輕時反抗過威權的體制,而且現在也不必為墮落的政權多所辯護。 我自己對白色恐怖的經驗是來自每年受邀參加馬場町的秋祭，來參加的都是受害倖存者，家屬與其後人，他們是貨真價實的受害者,全台灣大約有六萬人，每次我面對那些槍決前的年輕面容照片，他們彷佛都在說，「真不甘心這麼年輕就必須赴死」。我的心理就想，能不能不要讓這些人生命與青春犧牲的這麼沒有代價。 事實上，特務體系在韓戰前後,對紅色政治犯的處理有著明顯的不同。一開始他們怕萬一共產黨過來解放台灣，他們還得拜託手中的階下囚.等到第七艦隊協防後，國特體系就對紅色的政治犯下手特別重，常常是大陸省籍的判死刑，本省籍的則判徒刑，但是像林書揚、陳明忠等老同學也都被關押了三十年以上。 關於歷史的詮釋,這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與前面幾位講的剛好相反，而就政治傾向也剛好是南轅北轍，我不禁想為何台灣對歷史的認識是如此地斷裂？ 我過去兩年在南亞與回教徒一起工作,試著用他們的角度重新來理解世界。十幾年前在雲南做田野接觸了回漢的歷史,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衝擊。
特別是林正修發言的部分。
除了政治，也觸及詩與當地的建築傳統保留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