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們還需要一位非國民黨籍，有普選正當性的「在野」總統，才能凝具足以制衡這個獨大執政集團的力道。我們不能冒國民黨乘勝再奪總統大位，導致公民社會士氣渙散，權力分配全面失衡的潛在威脅。將主權和民主兩項重大價值，僅僅託付於國民黨的善意，是十分不健康的狀況。 一位「在野」的總統，是現行體制可能造成的最大荒謬。他具有全民普選賦予的正當性，所以不是「虛位」總統，卻又無執政之實，終而只能「在野」。但一位受公民社會賦託的在野總統，在現行憲政秩序之下，並非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是捍衛台灣價值的象徵，並據有代表公民社會，向執政集團宣達國政意見的中介位置。 面對二ＯＯ八年的政治情勢，為確保鞏固民主，推動進步的機會，我們亟需呼喚公民社會，特別是深具自主意識的社會運動者，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進行連結，全力投入總統選戰，才有機會合為一股積極主動的在野力量，以形成和新執政集團之間，某種健康的權力制衡關係。我國將因此確保民主轉型的果實，並為將來的體制改革創造機會。
面對這些文化衝突，台灣社會一貫態度卻是否認這些衝突的正當性。這有個根本原因：大多數人還是認為民生經濟最大，其他族群、文化、認同衝突都是「意識形態」；而所謂意識形態，無理取鬧者也。但是，民生經濟問題，不能只化約成經濟成長，它還包括資源公平分配問題。所有資源分配問題骨子裡都是文化衝突。當老人、勞工、新移民、身心殘障者在爭取更多資源時，他們其實更根本地在爭取更多族群尊嚴，爭取更正確地了解他們，因此爭取他們應得這些資源。這是文化戰爭。
弱勢與資源戰爭的連結，回得來嗎？
在當前台灣的時空環境下，援引艾撒．柏林的價值多元衝突論，可能讓我們輕易地放棄思索追尋「正義」在更深刻的層次上，與「和平」等其他價值相互成就的可能性，也可能抽空了追求轉型正義的實踐動力──如果轉型正義只是諸多價值之一，而任何行動必然顧此失彼，又何必努力加以追求？
更多，但我相信對某些人而言已經太多了。
請不要忘記它只是人類社會諸多價值之一。轉型正義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但是它並不是唯一的價值，也無法宣稱是最高的價值。艾薩．伯林說得好：自由、平等、正義、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等等，都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貫，人類的各種理想，當然更無法完全相容」。
ABC總是有其必要。
想要濟弱扶貧不該走扭曲市場機制之路，而是該聽聽已故的傅立曼教授的創見：實施「負所得稅」制度。任何人只要找得到工作，而工資未達一定水準，政府不但不抽所得稅，反而補貼受薪階級使其擁有一定水準以上的收入。（陳家煜） 英國 1999年實施基本工資的經驗更是一項證明，英國甚至在六年內將基本工資提高了49％，而經濟學家的憂慮失業人口並沒有因此而增加！因為在工資提高後，勞工的生產力大幅增加，進而抵消了工資上漲的成本。（葉品言）
我猜這兩種態度早就已經刊在教科書上了。 話說把企業成本轉嫁給政府，老實說，這到底是怎麼想的？什麼又是負所得稅的「一定水準」呢？
老人和單親家庭是最容易陷入貧窮問題的族群.兒童是貧窮問題最大的受害者.這問題又隨著台灣家庭結構變化而更形惡化.而因為這些人正是被市場所拋棄,所謂不管是藍君所講解除管制讓台灣成為財富管理中心,或是綠軍所講管制促進產業升級,都跟這個族群關係不大.寄望勞動力市場能自己解決這些問題當然是緣木求魚.實証研究顯示,積極消除貧窮的計畫,包括社會安全網的建立,積極性的針對底層的就業政策,零售體系的管制,乃至更完善社工以及社會服務體系的建立,對這些族群都有或多或少的幫助,只不過這些都需要資源的投入,制度的建立.這個平淡無奇的答案當然引不起書市的注意(你看過多少報導社會底層的書暢銷的?),更和財經媒體的市場萬能意識形態有所衝突.台灣的狀況又因統獨變的更複雜.統派媒體念茲在茲不三通,獨派媒體念茲在茲資本外移,當然更不願意面對這個”inconvenient truth.”
2007年台北市長競選時，國民黨與民進黨推出之候選人，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方提出有關文化建設的政見，與上一屆，甚至於上上屆的兩黨候選人紛以文化白皮書做為市政藍圖，真是不可同日而喩；文化何時竟淪落至無人關心的這般田地？無論施政者或文化、藝術工作者，都應嚴肅地去思考這個問題。
劇場形式的城市意象
原來身為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最主力推手的美國，這次的民意，居然顯示出了逆流。由於全球化的好處都集中在資產階級的富人身上，而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反而越來越窮，貧富差距加大的結果，使得此次主張經濟平民主義的民主黨人，獲得了大量原本中間選民的支持。
學者、官員面對國際化，提高國際競爭力時，總是不談「投資」，不談「研發」，不談「升級」，而大談「品牌」，宛如「品牌」才是克服當今台灣經濟企業經營的不二法門？歸根究柢，盤根於他們心靈深處的中國情結，亦即「中國經濟觀」是癥結所在。因為「品牌」隱含了「市場」，品牌本身代表了廣大市場之接受度，由此可連結到他們心靈中的另一廣大市場—中國，符合他們西進的欲求，促進「兩岸經濟統合」的終極目標。
受到歐洲思想啟蒙的北美統治菁英們，將多元文化主義國家部門化，讓這個概念從少數族群抵抗屠殺的求生論述轉化為重建（美國）國家體制的認同論述。不同地區來的新移民與原居民之間的各種種族矛盾與政治修辭便從種族政治（racial politics）轉化為族群政治（ethic politics）。也因此，多元文化主義漸漸地從民間抵抗的政治概念被轉化為國家分配社會福利資源的身份範疇，一種由上而下緩衝族群衝突的制度性設計，一種政治會員資格，也是新的國家治理術。
經濟學者Tom Hertz在4月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是富有國家中兩代流動力最低的國家。貧窮家庭的小孩只有1％的機會成為最有錢的前5％，富有家庭的話就有22％的機會。經濟週刊發行的研究則指出，1978年在最貧困的後1／4家庭誕生的男性中，23％在成年後成為最富有的前1／4，但在2004年只剩下10％。諷刺的是，社會的期望卻完全反現實而行；紐約時報2005年的民意調查顯示，80％的受訪者認為窮人能夠藉著勤奮工作致富，1983只有60％的人會這麼想。 Tom Hertz指出：「在有可供比較數據的富有國家之間，只有英國有比美國更低的流動力。」4月，Joseph Rowntree基金會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30幾歲的英國國民和早生10年的人相比，停留在和父母一樣的經濟階層中的可能性為兩倍。
由於政府各部會本身的政策研析能力（人員）有限，重大經濟政策分析與研擬多半委託國內「智庫」。這種大量將「公共政策商業化」的模式舉世罕見，也迫使自有財源嚴重不足的國內智庫必須承接更多研究案來維持營運，往往造成研究品質堪慮與政策形成過程缺乏嚴謹支撐。民進黨雖非此一狀況的始作俑者，但在台灣面臨全球化與中國崛起等兩大力道分合夾擊時，民進黨政府卻仍放任國內政策研究環境持續惡化，可謂難辭其咎。
當Wal-Mart決定將美國的消費模式（每天最低價來刺激消費）複製到海外各地，他為了市場還是改變了既有的策略。而且由墨西哥的經營經驗，發現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法，既可維持既有的消費群，也可藉機觀察當地的消費模式，慢慢的將美國的經營方式與當地結合，形成新的零售業變形蟲。
11月6日出版的《財富》雜誌公佈了該雜誌今年評選出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排行榜。英國手機運營商沃達豐超過英國石油排名第一，歐洲企業比美國和亞洲企業排名更加靠前。排名提高幅度最大的是大眾公司，從56位躍升到19位。令人遺憾但也在意料之中的是，網路上公開的榜單中，沒有中國企業。
Nike那些放在商業媒體的操縱上來看非常浮淺的slogan或者視覺的impacts，為甚麼會被那些社運人士拿來當成槓桿來牽制Nike自己？因為那暗示一種倫理的聲音，也是在一雙運動鞋的買賣中被放在背景承諾的東西；我再講極端一點，它在全球商品鍊上的流民、移工、消費者之間都是可理解的。我一點都不懷疑一個長久居住在廣西鄉下的年輕人會因為看了Nike「Just to It」的廣告影片而下定決心靠兩條腿走向南方尋找機會。那是「虛假意識」？是「論述/實踐」的效果？我不那麼認為，「希望」跟「利益」一樣都是一種真實地存在於社會中的東西。
要訴求更多人加入這個局面的理由，絕對不是理想，而是錢：也就是fair trade的mark上打上黑體字的那兩個字：better deal。如果這麼搞，我們給你better deal，那要邀請其他農業生產者轉型加入的機會，總比跟他們談理想，來得高吧。就算加入的農家只是為了better deal吧－－況且，a better deal 這本來就是現實問題，生存問題－－只要有更多種植者加入有機種植，關於環境的訴求就進步了，更多人願意消費這樣的產品，支持這樣的管銷管道，那麼，農產品採購制度及農業生產者的勞動力對價，也都是進步了。有人要買，也有better deal，看會不會也就有更多這樣的生產者。
在八○年代初期，鴻禧村民開始向政府陳情，要求解除沈重的軍事管制。經過了一連串的折衝與協調，軍方逐步放寬限制，十年前哨兵站的撤離象徵著鴻禧村與平地社會的接軌。村裏的有力人士開始扮演掮客，山下的資本貪婪地攫奪這塊處女地，甚至侵佔到生態地質敏感的國有土地。在大部分居民仍沒有辦法改建破舊房舍的時候，一幢幢佔地廣大的私人別墅、權貴招待所、庭園餐廳卻紛紛出現。為了掩飾不法，土地投機客也帶來了黑道份子，無辜的村民被恐嚇要脅不得對外張揚。更甚者，長期受委曲的村民沒有得到公道，在以往被軍方禁止登記的土地也沒有歸還。最近，世居此地的居民還被政府控告「侵占國土」，讓他們哭訴無門。
如果這幾年經濟快速萎縮衰退的話，台灣費心經營的民主架構可能也難保，多元價值的堅持也會更困難。眼見至今黨爭還僵持在一些小小的人事糾紛上，對台灣在中國崛起後的新東亞區域未來發展中要扮演什麼角色完全沒有視野和遠見，真是令人擔憂。
在這個藍綠、統獨、左右、前現代與後現代，一方面爭鬥不休、另一方面水乳交融的混亂時代中，繼續20多年來持續加溫加速的「市場想像」或「解構想像」來組 織我們的環境、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未來，「總越來越覺得不對勁」、「一直這樣下去大概不行」，有這樣直覺的人越來越多-----Hirschman的鐘擺 已經開始回轉！ 作為一位社會學者的觀察與直覺，我相信Creative Commons在21世紀冒頭之際登上數位時代思想/運動的國際舞台，而且迅速匯聚了全球各地、各領域的關心與支持，乃是一種新時代浮動的徵兆，它其實只 是21世紀更大社會思想/體制變遷在科技先端的範圍內浮出的一部份而已。對認真思考當代社會變遷困境與出路的社會學者，CC思想/運動應該是一個難得的機 會與挑戰。
據說這次喊著要出走的是歐洲的藥商。但媒體沒有講的是，如Zyprexa這樣的原廠高價藥，在歐洲的使用率並不高（低於5%，美國的1/10），因為歐洲的公醫制的經費有一定的限制，開太多高價藥會排擠到其他更需要醫療資源的人民。 2003年，民眾上街頭反對健保費率調漲，已經決定了健保的走向。健保的品質必然會下降，許多醫師會選擇走向不屬於健保的美容、整型、減肥，護理人員的工作環境會變差、照護品質一定會受到影響，然後有些藥會吃不到。
全球化的重力加速度，幾乎掏空台灣的傳統產業，現在又以重拳撲向農業，失去保護及補貼的台灣農民，淪為一群有土無財的棄民。種植政策的謬誤，重則讓土地變貌、國土毀壞，例如檳榔；輕則讓農民搶種，供需失衡，前年的山藥、今年的香蕉，都讓人淌血。無米樂是悲哀的常態，冠軍米則是幸運的樣板。
這些金融菁英涉案的程度，外界尚難從已知的資訊論斷，惟從中信金三位高階主管遭到收押，顯示問題已不單純。但是，屬於法律層面的行為，須視證據力及司法判決而定，外界無從置喙；可受公評的是這些金融菁英非屬法律層面的道德標準，顯然不符社會期待。也就是說，即使他們的行為一切合法或因涉境外而無法查獲違法事證，不會受到法律制裁，也不代表他們無可苛責之處；且這些行為也必將衝擊金融產業的發展，整個產業將為此付出代價。
台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郭珍妮即表示，經分析發現，國內各醫療院所竟與藥商勾結，在健保局每兩年進行一次的藥價調查時，以折讓、捐贈、提供研究費等方式墊高藥價。例如每粒二元的藥，竟墊高到十二元，十元的藥墊高到四十餘元，藥商和醫院均未誠實申報實際交易價格，致健保局核定的藥價，超過藥商實際售價的一至五倍。
( 這是一個網站，要引述啥？）
南部性別討論圈
媒體新聞報導無形會影響群眾對議題的思考方向與探討深度。群眾過於依賴同質性高且素質令人擔憂的電視媒體導致對議題難有理性分析。
我倒是認識很多人的理想就是要考執照。
在ABC news中對於反對的聲音的推測，是因為這項原住民人權草案，希望推動一個普世原住民人權的標準，包括正義、民主、平等、反歧視以及更好的治理。反對國認為這些草案中有可能危及國家既有憲法的體制，或者降低國家的防衛武力（我不是很瞭解）。但原住民的聯合代表則認為，最大的反對原因應該是，政府擔心這個法案會讓政府喪失對於自然資源的開發，如天然氣、石油跟木材等。該新聞中也表示，加拿大在原住民人權的議題上曾經是個先鋒，但是很遺憾的是保守政權上台後，竟然在此項議題上投了反對票。 不過，我對於印度提出來的說法感到十分有趣，到底誰可以被界定是原住民呢？在一個一直長期受到前殖民國的影響的國家，甚或是被全球經濟殖民的國家，怎麼界定「國內」的「原住民」人權條款呢？
名教科書作者Greg Mankiw也跳進來表示支持Samwick，說 Policy choices such as tax rates and minimum wages have not been the main causes of increasing inequality. At least that is the consensus, as I understand it, of the professional labor economists who study the issue... 但對於這個所謂共識的宣稱，Delong反對，並提供相關研究。
政府說經濟好轉，可是工人的薪資事實上是落後於通貨膨脹，福利也變差。他說，政治是重要因素之一：因為「過去二十五世紀來工人的談判權力被有系統地削弱」。
一些事实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德国堪称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却有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挣扎在贫困线上。不必说价格不菲的高档休闲娱乐，就连全家去一次科隆动物园（四口之家的门票费用大约为36欧元），对于社保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奢华。更糟糕的是，出身越是卑微，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便越是渺茫。为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德国儿童保护组织及儿童协会受联邦政府要求共同开展儿童抗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