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頭,只要會和媒體一搭一唱,要成立一個假考部隊假裝改變社會還真是很簡單。 不過,你所看到的都是真的嗎? 還是只因為有特定媒體報導,你就以為真的有這麼一件事情了? 要佔據大量媒體版面你需要幾個人? 答案很簡單。五個人,和一個願意配合你的記者與媒體。
現在可愛的姪子們,只要遇到父母或兄弟間講話出爾反爾、推卸責任或是牛頭不對馬嘴時,都會很自然地說:「你很馬英九耶!」「厚!你又黃牛了,你是馬英九嗎?」
@最新成語:你很馬英九 用法:用於形容人說話前言不對後語 應該請杜部長即刻加上去XD 否則如陽光法案,已經二讀了還被國民黨團退回去,豈不冤枉哉。。。
對於編輯的工作壓力,筆者亦是編輯出身,對於少部分的錯誤是不忍苛責,但是現在的媒體錯字、白字的情況,多到每次有機會看電視的時候,一定會發現字幕或是新聞標題有錯字,該不該說是工讀生的程度不夠呢?
牧愛生命協會執行長吳美麗曾在死神手中搶下多條寶貴性命,她提到有次好不容易勸說打消了企圖跳樓者的念頭,當事人說道:「我下去被媒體拍到怎麼辦?」,由此可見媒體在現場可能造成的龐大壓力,但媒體卻往往忽視自殺者及其家屬應有的尊嚴和隱私。吳美麗說,媒體裡的各階層應更充實自殺相關的專業知識,以同理心和悲憫之心下筆來報導新聞事件。 計劃共同主持人文化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莊伯仲指出,自殺新聞不是不能報導,若要報導就應符合WHO的六不六要原則。媒體應提供協助自殺者的資源及管道,或是增加對生命關懷的報導,減少社會的紛亂,發揮正面力量。吳美麗也證實,曾有個案在自殺與否關口猶豫之際回憶起自由時報刊登的自殺防治專線,在跳樓之前與她聯絡,讓她能及時挽救了一條性命的例子,鼓勵媒體在報導自殺時多些防治訊息是一種福報;王紀葳嘉許三立新聞的跑馬燈刊登自殺防治訊息。座談會最後所有與會來賓呼籲,自殺防治政策應將消防單位、醫界、媒體等資源作妥善結合。媒體應更關懷生命,以同理心及悲憫之心,展現對社會的正面力量,並且提供自殺防治與協助資源給社會大眾。
由遠見雜誌及伊甸基金會主辦,三立電視協辦的「小學生大未來偏遠小學快樂早餐計畫」的勸募記者會中,三立都會台「學校沒教的事」製作人王偉忠特地百忙之中帶著節目中的小朋友一同出席,看著圍在身邊的快樂兒童,王偉忠感慨的說「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很難想像現在在偏遠地區還有許多小朋友挨餓沒有早餐吃。」因此身為人父的他覺得需要拋磚引玉呼籲這樣有意義的活動,特地捐出了10個單位(8,850元)的善款,希望大家都能共襄盛舉。
推這句:「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
大眾傳播媒介有無效果、有何效果?向來是傳播研究者關切的主要課題之一。在現代社會,電視這個媒介最為一般民眾所倚賴,其之於民眾在型塑「社會實況」(social reality)上的潛在影響,更是受到重視。美國傳播學者gerbner提出「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對電視可能產生的效果提出相當完整的論述。此一理論的重點是,看電視的時間愈長,所形成的對社會實況的認知和態度會愈接近電視所呈現的景象,也就是「媒介實況」(media reality)。正由於媒介實況和社會實況之間有些落差,且電視所呈現的媒介實況裡有強調暴力、色情的傾向,因此,電視看得愈多的人,愈有可能覺得身處「黑暗社會」(mean world)(gerbner, 1970)。此一假設經過多項實證研究驗證得到相當一致的支持後,gerbner等涵化論主繼續申論說,涵化效果除了可能會使民眾以電視實況作為社會實況外,還有影響民眾面對治安問題所持立場的可能。也就是說,認為社會愈黑暗的民眾,有愈支持警察採用強勢手段來維護治安的傾向(gerbner & gross, 1976)。 也就是說,涵化理論有別於傳統的量化研究,面對電視充斥暴力節目的現象,涵化論者關切的不是這些節目會不會使得觀眾變得更暴力、以致治安問題愈益嚴重,而是這些節目會不會使得觀眾「覺得」社會上治安問題惡化就像電視裡演的一樣。研究焦點之所以不同,原因之一是以前者為取向的傳播研究很少發現媒介有何效果,有必要另闢蹊徑(klapper, 1960)。而涵化的觀點著眼於電視在建構社會實況上的可能影響,除了能對媒介(主要是電視)之於社會的意義做較深切的闡釋外,在研擬方案因應治安問題等實務工作上,也能提供另種思考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