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

四十多年來，有關朝鮮戰爭史的研究，在美、韓、日，以及在中國，都深受重視。尤其是各國軍事研究部門，對此項研究更是不遺餘力。已知美、韓、日都有大部頭多卷本朝鮮戰史研究專著[1]，並有相當多的專文具體討論分析戰役戰例。不過，與中國的情況不同，西方國家中從事外交史、政治史和戰爭史研究的眾多普通學者，對這場戰爭的起源及其國際背景，對於它對相關各國內外政策，以及對亞洲冷戰格局的影響等問題，都進行了相當廣泛和深入的討論。[2] 在中國大陸，雖然迄今幾乎沒有朝鮮戰爭史的研究專著問世[3]，但十幾年來從中國自身的角度，即從抗美援朝戰爭史的角度考察這場戰爭主要進程的著作，也同樣數量可觀。引人注目的是，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裡，它們基本上都是由軍隊的研究機構和軍隊研究人員出版的[4]，真正由學術界發表的成果少之又少，有也通常只是討論當時條件下的中美關係。[5]這固然與軍隊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在戰爭研究上具有專業特長有關，卻也得益於他們在資料上佔有近水樓台之便。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此次會議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陳伯達擔任總編輯。會議要求全黨積極地支援這個雜誌，要求各級黨委經常供給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個編輯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應成立一個編輯小組，負責徵集、初步審定和修改稿件。就這樣，《紅旗》雜誌於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作為中共中央主辦的一份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的創刊可以說是當時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的需要，是「大躍進」運動和中蘇分歧互相促進的產物，而其中毛澤東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

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及其夫人韓桂馨口述、邸延生執筆，撰寫了一書《歷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新華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這部書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關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難的原因背離真實。

　一位十六、七歲花樣年華的高三女學生，能夠多兇狠、多有組織力，甚至批鬥校長致死，宋彬彬在文革的角色爭議性，是歷史瘋狂政治洪流下人性錯亂的結果。 　宋彬彬是中共開國功臣、八大元老宋任窮之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期間，正好就讀北京師大女附中高三，同年七月卅一日，學校成立紅衛兵組織，宋彬彬成為紅衛兵領導人，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親自接見全中國紅衛兵，讓宋彬彬成為中國紅衛兵典型。 　隨著文革越演越烈，宋彬彬也跟其他知青一樣，前往內蒙插隊落戶學習，並以農工兵學員身分進入大學就讀，文革結束後，宋於八○年代初隨丈夫遠赴美國求學，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環境科學博士後，留在美國任教過著低調生活。 　為毛澤東別紅衛兵袖章，是宋彬彬難脫文革宿命。在毛接見後隔日，《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發表名為〈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的宋要武署名文章稱，修正主義教育制度緊緊地束縛著我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從『彬』到『武』，反映革命小將們在成長」，文革情勢隨著該文章進入死傷遍野的武鬥階段。 　宋彬彬變成宋要武，武鬥似乎因宋彬彬而起。美國紀錄片工作者卡瑪拍攝的《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ong Sun）紀錄片，是宋彬彬唯一一次接受採訪，她在片中否認說：「破四舊啊，抄家啊，我一次都沒參加過，到處都是我的謠言，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 　關於報紙的署名文章，宋彬彬解釋說：「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為了宣傳需要，竟能夠無中生有給我安上這麼一個名字」。至於在北師大附女中校長卞仲耘遭批鬥致死的角色，宋彬彬迄今無任何解釋或道歉，而外界指稱其確實曾參與，則因無明確人證而淪為羅生門。 　美國人對宋彬彬的迴避也有意見，去年二月，美國律師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發現中國人竟能對一位校長之死、幾近無動於衷且讓作惡者逍遙法外，開始在部落格貼文探尋真相，透過律師人的抽絲剝繭，哈里斯認為宋彬彬在《八九點鐘的太陽》紀錄片中的說辭，是為自己脫罪。

宋彬彬，是文革時期「不愛紅妝愛武裝」的代表性人物，她去年獲選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知名校友」，此事勾起一位老先生四十年來內心最深沉的傷痛。這位老先生是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校長、文革第一個死難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 　歷史的錯亂起於去年九月九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舉行九十周年校慶，校方將「知名校友」宋彬彬照片印製在操場大型展覽板供歷屆校友參觀，並將毛澤東當年接見宋彬彬的照片，與前任校長卞仲耘一同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 　鬥死校長同列校史 情何以堪 　現年八十八歲、收藏著四十多年前妻子卞仲耘死亡後照片的王晶垚老先生，多年來極力奔走爭取為亡妻平反，但始終不得其果，現宋彬彬竟成為「知名校友」，並與亡妻同列校史，毋寧是人生最大諷刺。 　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是女子中學，位於北京西城區，由於距離天安門廣場與中南海僅一公里路程，加上屬於北京重點中學，成為中共高幹女兒就學首選，毛澤東的二名女兒畢業於此，劉少奇與鄧小平也各有一名女兒是該校學生，而當時的校長正是卞仲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毛澤東「讚揚」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隔日，半數學生屬於高幹子女的北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一張宣誓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大字報，卞仲耘校長成為學生鬥爭對象。 　鄧榕監開「死因不明」證明書 　大字報帶頭簽名學生是中共八大元老、時任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工作組進駐學校後，學術殿堂淪為鬥爭地獄，女學生們在卞校長臥室前貼著：「狗惡霸、卞毒蛇，要抽妳的狗筋，要挖妳的狗心，妳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絕妳的種」等大字報，並輪番召開批鬥大會批判卞仲耘。 　宋彬彬是學校革委會負責人，八月五日，四十八歲卞仲耘不堪學生折磨，渾身布滿毆打後血窟窿傷口，大小便失禁、口吐白沫倒臥在宿舍樓門前台階，在送至醫院前嚥下最後一口氣，至於死因，院方在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鄧榕監視下，開出「死因不明」證明書，王老先生用相機拍下妻子血跡斑斑遺照。 　卞仲耘校長是文化大革命第一位公開遭鬥死的教育工作者，就在其死後第十三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廣場城樓，親手為毛澤東別上紅衛兵袖章，而毛澤東當時隨口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於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更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八．一八事件」），在「要武」下，北京市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遭紅衛兵活活打死，許多是學校校長和老師。 　王晶垚為妻平反 未獲回應 　對於校方將宋彬彬列名九十位「知名校友」，王晶垚老先生於去年十二月廿二日致信學校校長袁愛俊指出，卞仲耘同志遭帶鐵釘的棍棒與軍用銅頭皮帶活活打死，過程令人髮指，宋彬彬是校內五十名紅衛兵代表、學校主要負責人之一，校方將宋彬彬和「八．一八事件」作為光榮業績炫耀，是「公然違背中共中央對文革的結論，對全國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嚴重傷害」。 　面對王晶垚「取消宋彬彬知名校友」與「組織學生認清文革巨大災難」二項訴求，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迄今無任何回應。

對高崗稍有瞭解的人，都說高是個報復心很強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學」。他曾經向別人「傳經」說：「反對別人，不能無準備，一定要積累下足夠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為整倒劉少奇，高崗從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劉在各種場合的言論。因此，劉少奇於當年4月在天津同資本家的談話、8月在東北局涉及有關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講話、1950年初關於東北農村經濟發展道路與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等問題的談話，都被他作為攻擊劉的「炮彈」加以收存，並在幹部中散播劉少奇「右傾」的流言。與之同時，高崗逢人便吹噓他本人如何正確。他在東北局會議上公開地講他在對待資產階級政策、農村互助合作、富農黨員等問題上與劉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責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對的，說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談了兩個鐘頭，在他詳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後，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並要他同少奇當面談一下，以顯示他高崗在毛澤東面前如何得寵。

1953年發生的高崗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在黨內高層發生的一次嚴重權力鬥爭。高崗把攻擊矛頭直指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排名第二的劉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來，只是由於毛澤東經過權衡，最終將高崗及其重要參與者饒漱石端了出來。但何以這時發生高崗事件，其真實情況究屬如何？

1975年台灣當局領導人蔣介石逝世前，曾交予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秘密使命，經秘密渠道邀請毛澤東訪問台灣。毛澤東則指示鄧小平可代表他成行。可惜蔣于當年4月5日逝世，而此兩位近代風雲人物已無緣再碰頭。

一般論者都認為，毛澤東軍事領袖地位的確立源於遵義會議，此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毛澤東在黨內確立其軍事統帥的地位卻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先始於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可以古田會議的召開為標誌；但在中央蘇區卻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權；在經歷非常複雜的黨內鬥爭和慘痛的紅軍失敗後，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得以復職，成為中央紅軍的事實決策者，在會理會議後鞏固了這種地位；在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的鬥爭中，毛澤東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的最高軍事統帥。本文以可能接觸到的黨史資料，期求準確反映毛澤東的這一段風雲歷史。

徐澤榮被中共重判十三年，因為他曾是中共「自己人」，中共對背叛的自己人特別狠毒，從周恩來屠殺顧順章全家到誘捕華棣莫不如此。　中共以殘酷的「內鬥」著稱。對自己人，尤其對背叛過自己、或稍有此嫌疑的人，下手之狠之毒，在當代史上實屬罕見。

江澤民一上台的時候，我們在外面認為，他是一個比較軟弱的領導人，因為他沒有什麼權力基礎，但後來他卻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九二年搞掉了'楊家將'，九五年以反腐敗為名搞掉了陳希同，九七年喬石又被迫下台，而且，元老鄧小平去世後，江澤民的權力也非常鞏固，變成了一個最有權的人物。江澤民鞏固他的權力對中共政權的制度化有一定的用處，消除了像過去那樣的戲劇性的變化。

在今天的中國，有關毛澤東的敘述，是一個被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話題，有關毛澤東的研究已經越出學院的範圍，不同年齡段的人，不同社會背景的人，都會有自己的對毛的敘述，有時，這些敘述是和具體的歷史事實相聯繫的，有時這些敘述只是表明一種態度和立場，而不一定要有具體的歷史事實作基礎，也就是說，把毛已抽像出來，成為一個符號象徵。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毛對中國的影響有何等深遠，儘管他已去世二十七年，中國的情況和他離世時相比，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們是學歷史的，應該比較客觀，但即便這樣，不同的歷史學家，他們的有關對毛的敘述也是不一樣的，一個原因是不同的歷史學家或學者，他們有不同的評價系統，再有，就是毛作為一個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有著不同的面相，梁漱溟先生就說過：「毛澤東不是一個，而是變化中的許多個」，當我們只看到毛的一個或幾個面相，有不同看法，發生爭論就在所難免了。對於毛，自可以有不同的認識角度，這些不同的認識角度構成了一個很寬大的平台，能夠幫助我們來認識毛澤東這個在二十世紀中國舞台上極其重要，極其複雜的歷史人物。我只能從自己的認識角度，就這個問題粗線條的談一些看法。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高華這本史學專著是一部凝聚著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時代進行理性反思與心靈體驗的傳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並通過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發人深思的問題。

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與他親近的青年說，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這不僅因為毛澤東已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更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才華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說："這個人全面地贏得我的佩服。比如說這個人寫的文章，單是語言文字，就遠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讀讀他的文章，例如《論持久戰》，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淺出，簡潔明了，可以說是現代的太史公筆墨！至于政治、軍事的分析論斷，那是當前中國絕無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稱中國共產黨的傑出領袖，中國現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後來情況又有了變化，他又把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對共產黨的態度融在了一起。

1935年10月，蔣介石發電報給盤踞在陜甘寧一帶的國民黨軍隊各部：“朱毛赤匪長途行軍，疲憊不堪，企圖進入陜北會合劉志丹”，各部要“前往堵截，相機包圍，予以殲滅”。為確保長徵紅軍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毛澤東提出決不能把尾追長徵紅軍 的敵軍帶進陜北根據地。于是毛澤東把砍掉尾追長徵紅軍的“尾巴” 的重任交給彭德懷。 接到命令後，基于對軍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懷與周恩來、葉劍英共同擬定發給前線作戰部隊及毛澤東的作戰電報，在作戰電報中分析該地區地理環境特點時，寫了“山高路遠溝深”一句電文。根據彭德懷等人制定的作戰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德懷親自部署和指揮紅軍陜甘支隊（原紅一方面軍縮編改稱）第一縱隊和第二縱隊，在吳起鎮西北部的五裏溝口一帶設下埋伏。翌日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敵35師騎兵團2000多騎兵進入我軍伏擊圈。陜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一聲令下，埋伏在周圍的紅軍戰士居高臨下同時向敵騎兵開火。這一仗紅軍吃掉敵1個騎兵團，擊潰敵2個騎兵團，俘虜敵官兵700余人，迫使敵軍停止了對長徵紅軍的追擊，遠離陜北革命根據地。 在戰鬥打響的當天上午，毛澤東在作戰科長伍修權陪同下來到前線，心情異常興奮，即興創作六言詩一首：“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其中“山高路遠坑深”一句詩，是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作戰電文中“山高路遠溝深”一句用語，略作文字修改而成。

Since its inception following World War II,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has been confronted by a series of extraordinary event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pecialists, schooled in a classical sinological tradition that stressed China's unique cultural continuity, was immediately challenged by what seemed-at least on the face of it-a major rupture with the past: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f 1949. Not surprisingly, these specialists' efforts to explain this momentous aberration defined the initial contour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Although scholarly opinion on the nature of the revolution was deeply divided, the debate centered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communism could be said to reflect indigenous cultural influences, as opposed to a wholesale importation of the Soviet model.

本文以半個世紀前中國大學改革為案例，以教育比較、語言譯介與政治的互動關係為視角，評述五十多年來大學學術權力在國家與大學之間的游移歷程。文章著重揭示一種外來制度如何巧妙地借助於翻譯與語言「清空」舊制度而擴張，著力描畫話語行為在構造歷史真實過程中所具有的力量，希望借助於此一討論，揭開教育比較、語言譯介政治性之冰山一角。

當代中國政治話語中的「群眾」概念是傳統文化中的「民」（或「臣民」）與西方民主理論中的「人民」相嫁接後，安頓在傳統術語「群眾」的外殼之中而形成的。同時，它也是西方群眾理論在中國的變異，特別是對群眾價值評判徹底顛覆的產物。作為承載豐富的政治文化意蘊的符號，「群眾」是「人民」的不徹底的具體化，是「臣民」向「公民」的過渡環節。一方面，它超越了傳統的臣民，但仍然承襲了臣民概念的某些內涵；另一方面，它也涵蘊著公民概念的某些要素，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它是臣民與公民的融合。

「話語—歷史矛盾」這一關係式概念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工具。它主要關注北方土改過程中圍繞「翻身」、「生產」等實踐性歷史話語與話語性歷史實踐因素而形成的結構性張力與「鬥爭」（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策略的複雜運用、優勢／劣勢的轉化和妥協的臨時達成等）。

這時（編按：１９７５年）的仲勳已經年過花甲，況且在單間牢房裏被關押了近8年的時間，因此恢復身體健康是他所面臨的第一項任務。我由衷地佩服仲勳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天氣，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後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散步。時間長了，他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農民交上了朋友，每每湊到一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說不完的話。

1943年4月，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範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當時，我是帶隊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經西北局到綏德地委轉黨的關係時，知道了習仲勳的名字。

不知是誰發明的一種類似宗教的儀式，叫做吃憶苦飯，據說是教育人們不忘階級苦，這一天全機關、或者是全連隊，同時吃一餐用糠和胡蘿蔔葉子，沒有胡蘿蔔葉子就用山芋秧，捏成的窩窩頭，每人非吃一個至兩個不可，即使有胃潰瘍病的人也得吃。據說這麼吃了一兩個糠窩窩頭，就有了無產階級思想意識了，就不會變修了。吃的時候，還不許皺眉頭，要充分表現自覺接受改造的樣子。真要皺眉頭，也不要緊，你要順水推舟地聲明：「我是在憶苦思甜呢，想到舊社會我怎樣受剝削，就難過。」我在嚥下這兩個糠窩窩的時候，產生了另外的想法：我過去的遭罪倒不是吃摻糠的東西，而是連摻糠的東西也撈不著，我經歷了不同尋常的飢餓，是餓得要死的那種飢餓啊！如今，我要把一生中有過三次，「餓得要死」的經歷告訴你們，倒並不是為了加強什麼無產階級意識，而是想表達一個願望，二不過三，但願不會再遭遇第四次飢餓了吧！

我們家裡有過一口不平常的大鍋，它的受人重視，倒不是因為它特別大，而是有著一段不平常的歷史。這口大鍋，足有半人深，口徑相當於擺酒席的圓檯面，煮一鍋飯，足夠一個營的人吃的。我們家人口不多，又是個窮家，怎麼會創得起這一份傢俬的呢?

中央政治局經兩次討論，對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檔案，下令解封。但又嚴禁公開，只准有限的高幹接觸這些檔案。

怎樣評價林彪才合理呢？我覺得我們對於林彪的軍事才能應該實事求是地研究，不必受他的政治立場和行為的影響。但是，林彪的軍事才能並不是我們評價林彪的主要之點。要真正評價林彪在中國歷史上的是非功過要看他在重要歷史時期的所做所為和影響。其中，有三個歷史事件對歷史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因為這三個歷史事件直接影響到中國發展的方向，影響到老百姓的命運，也體現出林彪的人格。漏掉林彪在這三個歷史事件上的所做所為就不能實事求是地評價林彪。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近年來，隨著檔案和其他各種史料的大量公佈和挖掘，黨史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對黨史人物的評價更加客觀公正。這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深入貫徹的體現。這將有助於糾正人們以往對一些黨史人物的片面的和模式化的認識，使人們真正瞭解這些黨史人物的真實面貌。

鄧小平的這段名言後來曾被一些人曲解。他們認為每推動一項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問姓「社」還是姓「資」。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是一個整體概念，鄧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各種辦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斷地增強和壯大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經過上海視察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時，曾指著一台從國外進口的設備，幽默地問陪同人員：你說這台設備姓「資」還是姓「社」？並自己回答：這台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對凡事必先問姓「社」姓「資」，不能不說是一個恰如其分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