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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今年２月發表的《林彪「５·１８講話」前後的防政變措施》一文，在論及１９６５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防止反革命政變」一事時稱：「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總決策者，是毛澤東本人。無可否認，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關係，對此決策是積極響應的，但更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鄧小平，尤其是周恩來，也是積極響應，堅決貫徹的」，「周處處親力親為且並非沒有講話，在林彪『５·１８講話』後第三天的５月２１日，周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講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這是有案可稽的，說林彪一個人在念『政變』，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本文可參照以下網頁：http://www.fhy.net/On-line/2004/fhy0410c.html
2007年3月，由著名文革研究者宋永毅先生主編，香港田園出版社把与會者的論文加上其他一些重要討論文章和文獻匯集成冊，分上下兩集出版，書名為《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体記憶》。完成了一本一百万字、1000多頁的厚重作品。這樣一部紀念文革、探討文革的重要作品的問世，理應受到中文世界的重視。對于不准許自由討論文革的大陸讀者而言，哪怕見不到讀到這本書，能從廣播和其他途徑中知道它的存在、了解一些內容，也是一种安慰。
Spence tells the liberal intelligentsia what they're supposed to know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was a Stalinesque schemer, his followers were overenthusiastic young dupes, and this led to consequences that were "immense, violent, and tragic." Though Spence admits that "it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to provide a simple unified linear narrative of the entire movement that does justice to all the issues involved," Spence does little to complicate the narrative presented by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For "[e]ven though [the authors' focus] means some highly charged problems have to be bypassed, the story they do tell is absorbing enough." Those not sufficiently absorbed by Spence,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narrative can find alternative narratives, explorations, and analyses presented elsewhere, such as the recent CSG and Monthly Review Foundation sponsored symposium held in Hong Kong this past June.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that symposium will soon be posted on the CSG website.
史景遷評麥克法夸爾新著。
以「文革博物館」命名的專題網站，內容很豐富。
以「文革博物館」命名的部落格。
文化大革命發生之日，至今已三十九年。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思想沉澱，按說同屬民眾階層的人們對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最基本的評判上應凝結出起碼的共識。然而，令我極感不可思議的是：民眾階層中的不同社會群體對文革竟有著大相徑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意向。在表現形態上，一種意向多以文字運載。另一種意向只以口頭相傳。
由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紐約市立大學及紐約皇后區圖書館合辦的「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化大革命40周年國際研討會」，於2006年5月12 日至14日在紐約舉行。60多名海內外文革研究學者濟濟一堂，探討文革歷史真相、爆發原因、它在中國人心中的集體記憶及其深遠影響。這次研討會得到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紐約市立大學、臺灣民主基金會和紐約皇后區圖書館的資助和國際馳名的數十家中英文媒體的廣泛而持續報導。
本網站蒐集的文革資料非常豐富，鄭重推荐。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發展，絕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也不僅僅是他的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賬，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對象，劉少奇和鄧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們也曾是文革的積極推動者和擁護者——文化大革命確確實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
文革進行之時，千千萬萬的無罪之人遭到迫害、監禁及殺戮。文革害死了數以百萬計的受難者。這就是文革的主罪。這裡所說的「罪」，是法律上的罪，是刑事法庭作出判決時說的「有罪還是無罪」的罪，而不是基督教所說的「原罪」之罪，也不是成語「負荊請罪」中所說的道歉之罪。四十年後的一個傾向是，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和漂白，「有罪」正在被消解為「無罪」。
星島環球網專題
本文資料主要來源於筆者對北京大學文革經歷者的大量採訪。有的訪談一次長達五個小時，也有的人多次接受訪問。這項調查在8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到本文寫作完成之日。筆者感謝所有接受採訪的北大人，感謝他們以很大的勇氣來面對不堪回首的往事。有人迴避了採訪，我理解是出於顧慮而保持沉默，並非真的拒絕。整個調查中只有一個人掛斷了我的電話，是一名「牛棚」主管人。--王友琴
毛澤東發動文革，意在劉公。但如此政治大動作，不可能平地起雷，必須烘雲托月有所依憑，最關鍵的是必須得有明確的「革命對像」，方能構成「繼續革命」的必要性。在文化普及度很低的中國，劍指知識份子，容易動員群眾投入運動，毛澤東明言：「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呵，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裡開刀。」1反右已打趴下黨外士林，這次必須「火燒」黨內士子，才能敲山震虎，拉拽出他們身後的「赫魯曉夫」。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就這樣成了最初的祭刀羊。
1976年秋文化大革命結束，......。當時，文革作為災難和悲劇是官方與民間的共識，80年代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主流就是對文革的批判反思。然而，1989年以後，這種批判反思中斷了。從此，文革不僅逐漸被淡忘，而且被粉飾、被美化，以至於那個極權專制登峰造極的時代開始有了「民主」、「平等」之類的名聲！ 文革形象三十年的變遷是一個甚為廣泛而又複雜的論題。在這裡，我只想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來描述近期在文革評價問題上出現的混亂：自90年代以來，在中國知識界，一種讚譽文革的思潮逐漸形成，而且已經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然而，這種重新評價並非建立在對文革歷史本身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其根據只不過是某些西方左派文化批評家對中國文革和世界60年代的看法。本文試圖探討當代西方文化理論中的文革情結及其在中國大陸學術界的影響。因篇幅所限，我只能擇要而論。
從表面上看，文革是一場以「破舊立新」為旗幟的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是，如果我們稍微做些具體的文化學研究，就不難發現：文革中極為流行的許許多多行為方式和語言方式，其實反倒是復活了最原始古老的文化形態。
四十年前的今天，由中共副主席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一件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文件，被視為文革的起點。由於是五月十六日通過的，因此泛稱為《五一六通知》。文件從起草到完成，事實上均由毛澤東親自操盤，然而通過的黨內會議，毛卻選擇不參加，他藏身於杭州，眼睜睜看著政敵一一落入陷阱。文件由劉少奇主持通過，文件所掀起的政治風暴同時葬送了劉的性命，毛緩步引導劉少奇自掘墳墓，這本身就是最反諷詭譎的政治驚悚劇，是毛澤東一生玩弄權術鬥爭的顛峰之作。
本書副題是「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這兩個概念都很重要，各有各的價值，但關鍵處在那個小小的「和」字。「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恐怕得同時追求才行。一個國家或民族要是達到了集體意識，但記憶的內容是神話，不但常常無濟於事，甚至對當代和後代都可能有危險。反之，要是記憶的內容是真實的，但只有個別的人私下能考慮和談論，也根本不可能起到社會所需要的教導和痊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