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

引述 :『四十多年來，有關朝鮮戰爭史的研究，在美、韓、日，以及在中國，都深受重視。尤其是各國軍事研究部門，對此項研究更是不遺餘力。已知美、韓、日都有大部頭多卷本朝鮮戰史研究專著[1]，並有相當多的專文具體討論分析戰役戰例。不過，與中國的情況不同，西方國家中從事外交史、政治史和戰爭史研究的眾多普通學者，對這場戰爭的起源及其國際背景，對於它對相關各國內外政策，以及對亞洲冷戰格局的影響等問題，都進行了相當廣泛和深入的討論。[2] 在中國大陸，雖然迄今幾乎沒有朝鮮戰爭史的研究專著問世[3]，但十幾年來從中國自身的角度，即從抗美援朝戰爭史的角度考察這場戰爭主要進程的著作，也同樣數量可觀。引人注目的是，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裡，它們基本上都是由軍隊的研究機構和軍隊研究人員出版的[4]，真正由學術界發表的成果少之又少，有也通常只是討論當時條件下的中美關係。[5]這固然與軍隊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在戰爭研究上具有專業特長有關，卻也得益於他們在資料上佔有近水樓台之便。』

引述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此次會議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陳伯達擔任總編輯。會議要求全黨積極地支援這個雜誌，要求各級黨委經常供給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個編輯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應成立一個編輯小組，負責徵集、初步審定和修改稿件。就這樣，《紅旗》雜誌於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作為中共中央主辦的一份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的創刊可以說是當時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的需要，是「大躍進」運動和中蘇分歧互相促進的產物，而其中毛澤東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

引述 :『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及其夫人韓桂馨口述、邸延生執筆，撰寫了一書《歷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新華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這部書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關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難的原因背離真實。』

引述 :『 　一位十六、七歲花樣年華的高三女學生，能夠多兇狠、多有組織力，甚至批鬥校長致死，宋彬彬在文革的角色爭議性，是歷史瘋狂政治洪流下人性錯亂的結果。 　宋彬彬是中共開國功臣、八大元老宋任窮之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期間，正好就讀北京師大女附中高三，同年七月卅一日，學校成立紅衛兵組織，宋彬彬成為紅衛兵領導人，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親自接見全中國紅衛兵，讓宋彬彬成為中國紅衛兵典型。 　隨著文革越演越烈，宋彬彬也跟其他知青一樣，前往內蒙插隊落戶學習，並以農工兵學員身分進入大學就讀，文革結束後，宋於八○年代初隨丈夫遠赴美國求學，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環境科學博士後，留在美國任教過著低調生活。 　為毛澤東別紅衛兵袖章，是宋彬彬難脫文革宿命。在毛接見後隔日，《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發表名為〈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的宋要武署名文章稱，修正主義教育制度緊緊地束縛著我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從『彬』到『武』，反映革命小將們在成長」，文革情勢隨著該文章進入死傷遍野的武鬥階段。 　宋彬彬變成宋要武，武鬥似乎因宋彬彬而起。美國紀錄片工作者卡瑪拍攝的《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ong Sun）紀錄片，是宋彬彬唯一一次接受採訪，她在片中否認說：「破四舊啊，抄家啊，我一次都沒參加過，到處都是我的謠言，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 　關於報紙的署名文章，宋彬彬解釋說：「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為了宣傳需要，竟能夠無中生有給我安上這麼一個名字」。至於在北師大附女中校長卞仲耘遭批鬥致死的角色，宋彬彬迄今無任何解釋或道歉，而外界指稱其確實曾參與，則因無明確人證而淪為羅生門。 　美國人對宋彬彬的迴避也有意見，去年二月，美國律師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發現中國人竟能對一位校長之死、幾近無動於衷且讓作惡者逍遙法外，開始在部落格貼文探尋真相，透過律師人的抽絲剝繭，哈里斯認為宋彬彬在《八九點鐘的太陽》紀錄片中的說辭，是為自己脫罪。』

引述 :『宋彬彬，是文革時期「不愛紅妝愛武裝」的代表性人物，她去年獲選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知名校友」，此事勾起一位老先生四十年來內心最深沉的傷痛。這位老先生是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校長、文革第一個死難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 　歷史的錯亂起於去年九月九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舉行九十周年校慶，校方將「知名校友」宋彬彬照片印製在操場大型展覽板供歷屆校友參觀，並將毛澤東當年接見宋彬彬的照片，與前任校長卞仲耘一同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 　鬥死校長同列校史 情何以堪 　現年八十八歲、收藏著四十多年前妻子卞仲耘死亡後照片的王晶垚老先生，多年來極力奔走爭取為亡妻平反，但始終不得其果，現宋彬彬竟成為「知名校友」，並與亡妻同列校史，毋寧是人生最大諷刺。 　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是女子中學，位於北京西城區，由於距離天安門廣場與中南海僅一公里路程，加上屬於北京重點中學，成為中共高幹女兒就學首選，毛澤東的二名女兒畢業於此，劉少奇與鄧小平也各有一名女兒是該校學生，而當時的校長正是卞仲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毛澤東「讚揚」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隔日，半數學生屬於高幹子女的北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一張宣誓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大字報，卞仲耘校長成為學生鬥爭對象。 　鄧榕監開「死因不明」證明書 　大字報帶頭簽名學生是中共八大元老、時任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工作組進駐學校後，學術殿堂淪為鬥爭地獄，女學生們在卞校長臥室前貼著：「狗惡霸、卞毒蛇，要抽妳的狗筋，要挖妳的狗心，妳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絕妳的種」等大字報，並輪番召開批鬥大會批判卞仲耘。 　宋彬彬是學校革委會負責人，八月五日，四十八歲卞仲耘不堪學生折磨，渾身布滿毆打後血窟窿傷口，大小便失禁、口吐白沫倒臥在宿舍樓門前台階，在送至醫院前嚥下最後一口氣，至於死因，院方在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鄧榕監視下，開出「死因不明」證明書，王老先生用相機拍下妻子血跡斑斑遺照。 　卞仲耘校長是文化大革命第一位公開遭鬥死的教育工作者，就在其死後第十三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廣場城樓，親手為毛澤東別上紅衛兵袖章，而毛澤東當時隨口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於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更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八．一八事件」），在「要武」下，北京市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遭紅衛兵活活打死，許多是學校校長和老師。 　王晶垚為妻平反 未獲回應 　對於校方將宋彬彬列名九十位「知名校友」，王晶垚老先生於去年十二月廿二日致信學校校長袁愛俊指出，卞仲耘同志遭帶鐵釘的棍棒與軍用銅頭皮帶活活打死，過程令人髮指，宋彬彬是校內五十名紅衛兵代表、學校主要負責人之一，校方將宋彬彬和「八．一八事件」作為光榮業績炫耀，是「公然違背中共中央對文革的結論，對全國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嚴重傷害」。 　面對王晶垚「取消宋彬彬知名校友」與「組織學生認清文革巨大災難」二項訴求，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迄今無任何回應。』

引述 :『對高崗稍有瞭解的人，都說高是個報復心很強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學」。他曾經向別人「傳經」說：「反對別人，不能無準備，一定要積累下足夠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為整倒劉少奇，高崗從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劉在各種場合的言論。因此，劉少奇於當年4月在天津同資本家的談話、8月在東北局涉及有關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講話、1950年初關於東北農村經濟發展道路與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等問題的談話，都被他作為攻擊劉的「炮彈」加以收存，並在幹部中散播劉少奇「右傾」的流言。與之同時，高崗逢人便吹噓他本人如何正確。他在東北局會議上公開地講他在對待資產階級政策、農村互助合作、富農黨員等問題上與劉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責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對的，說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談了兩個鐘頭，在他詳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後，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並要他同少奇當面談一下，以顯示他高崗在毛澤東面前如何得寵。』

引述 :『1953年發生的高崗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在黨內高層發生的一次嚴重權力鬥爭。高崗把攻擊矛頭直指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排名第二的劉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來，只是由於毛澤東經過權衡，最終將高崗及其重要參與者饒漱石端了出來。但何以這時發生高崗事件，其真實情況究屬如何？』

引述 :『摘要：中國大陸學界在毛澤東研究領域中提出了「毛澤東晚期思想」的概念，原本應是單純的思想史分期作法，卻引起不少反對的看法，也衝擊了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界定。分析認為，單純的思想史分期產生如此困擾的根由在於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理論上的界定不完備。大陸學界對「毛澤東晚期思想」有兩項爭議：(1)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晚期思想」的上限究竟應定在何時；(2)「毛澤東晚期思想」概念的適用性問題。就後一個爭議而言，贊同運用「毛澤東晚期思想」概念對毛澤東本人的思想作階段性的研究。這個概念的提出，有助於探討中國共產黨建政後毛澤東本人思想轉變的有關問題。』

引述 :『1975年台灣當局領導人蔣介石逝世前，曾交予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秘密使命，經秘密渠道邀請毛澤東訪問台灣。毛澤東則指示鄧小平可代表他成行。可惜蔣于當年4月5日逝世，而此兩位近代風雲人物已無緣再碰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