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3月10日經濟日報報載，政府為了推動國家重大建設八輕國光石化和台塑煉鋼廠，希望將環評的程序和速度加快，原本在明年九月通過環評的時程能夠提前至明年初。如果行政院官員如報載把環評當作是可以操作的橡皮圖章，根本就是在踐踏環評制度，扭曲環評的精神！ 從這則新聞我們可以觀察到，政府面對財團要脅和綁架一點都無法站在行政中立的高度來依法行政。以八輕國光石化為例，當初選址在是在麥寮以南和台塑煉鋼廠共同開發雲林台西海埔地，後來因本開發案有重大影響環境之虞在專案小組審查時建議進入更嚴謹的二階環評。但是國光石化的董事會認為進入二階環評曠日廢時所以決定放棄雲林台西，而轉戰濁水溪口北岸的彰化大城，認為地方政府和民眾都相當支持國光石化，一定可以加快開發的時程，甚至認為廠址改到大城的環評案就直接進入二階審查，不必要再從一階開始。至此，我們想問，這些財團到底知不知道什麼是環境影響評估？筆者認為不僅財團不懂，甚至連政府高層都不懂。 去年8月，蕭萬長副總統在台北遠企宴請國光石化的股東跟他們保證，環評只是一個必要的程序最多需要一年半載的時間，請各位股東稍安勿躁國光石化的環評一定會過，並且指示政務委員成立專責小組加速國光石化的開發作業，隨即12月底行政院拍版定案這個極具爭議性的開發案。由此可以看到從上到下，完全沒有行政倫理和環境倫理，都只有看到經濟利益而忘了環境的價值？ 八輕國光石化從濁水溪口南岸轉移到北岸的彰化大城，政府官員和財團有幾個會知道這裡是全台灣最後僅存最大片完整的原始泥灘地，是過去濁水溪、大肚溪和沿岸漂沙所淤積出來自然生產力、生物多樣性相當高的潮間生態系？彰化沿海的養殖業、農業和歷史文化都是依賴著這片廣大的泥質灘地應運而生。為什麼 2003年彰化縣政府會規劃開發大城工業區的理由，竟然是看到一份防治地層下陷的報告指出麥寮因為開發六輕之後，地層下陷程度逐年減緩，縣府為了解決大城地層下陷的問題，所以比照麥寮的方式填海造陸填掉3000公頃的泥灘地來開發大城工業區，這是多麼荒謬無稽的想法和政策。竟然用只要開發工業區就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以這樣歪理來欺騙大城鄉民，而完全不提石化煉鋼廠對農漁產業污染後遺症。這一系列的謊言就是要達到財團開發和個人私利的目的，完全沒有從土地倫理和環境正義上去思考開發大城工業區有無必要性。 南彰化濁水溪口北岸大城濕地因為其海岸地形潮間泥灘特性、生物多樣性高，2008年台彎國家重要濕地初選由各位學者專家的評分時排名第九，本來應在最後公告時列入國家級重要濕地，竟然因大城鄉長帶隊到營建署決選會議現場抗議，為了開發大城工業區堅決反對大城濕地列入國家重要濕地名單，而營建署長當場裁定暫緩免議，最後公告時直接將大城濕地除名。所以是不是重要濕地不是大自然決定，而是由人類的私心決定。大城濕地價值在台灣海岸的不可替代性，就在這樣被眾人給刻意遺忘了！這樣荒誕的戲碼持續在上演著。 所以，國光石化大城工業區的環境影響評估只是個必要的程序而已嗎？要縮短環評的時程嗎？一定會通過嗎？國光石化選址的彰化大城將面臨比雲林台西更特殊的生態系統和環境價值，如破壞國際瀕臨絕種的中華白海豚、珍貴稀有保育類東方白鸛、黑嘴鷗和大杓鷸的棲地，還有因應水資源的調度要開發大度攔河堰，以及淺海牡蠣文蛤養殖和生態旅遊的經濟損失等，這些都是和國光石化開發完全無法共存的生態、環境和社會問題。這些錯綜複雜的社會環境議題，豈是一次兩次的環評會議可以釐清？ 過去濁水溪氾濫的彰雲平原是最肥沃的土壤，是台灣的魚米之鄉，兩縣都是以豐富農漁產業的農業大縣為榮，如今淪落到必須與石化等夕陽工業為伍，才能創造地方的繁榮和發展，這樣的謬論竟然還被純樸的彰化人相信。如果八輕國光石化真的開發了，請問石化業還可以存在多久？五十年？一百年？但是彰化海岸的珍貴價值從此蕩然無存，面臨無可回復的浩劫。台灣的母親之河濁水溪口南北兩岸也淪落為高污染、高耗能的石化煉鋼業，真是情何以堪？真不知道我們怎麼面對土地生靈和後代子孫？ 難道我們不應該好好的思考，台灣該不該繼續發展石化業，在節能減碳的政策喊得漫天價響之際，卻又大力扶持這些高碳、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實在是彼此抵觸、價值混淆的決策思維。請政府和財團們不要再看到眼前短暫的利益，不但不尊重環評制度的程序和精神，更徹底踐踏摧毀台灣土地生命永恆的核心價值！ 作者：蔡嘉陽(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
我們的天空裡， 每年有台塑企業貢獻6,700萬噸以上的二氧化碳，以及各種空氣污染物超過3萬公噸。 台塑前鎮廠關閉後成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汞污泥則是到處亂丟，除了屏東鯉魚山，連貧窮國家柬埔寨也不放過。 台塑企業日以繼夜的傾倒毒物到河川、海洋， 享盡稅賦減免、融資、土地、港口的特權，極大化企業利潤， 然後，宣稱自己是合法、負責的企業！ 這該是我們學習的典範？ 王永慶先生活了近一個世紀（92歲），在全球陷入暖化威脅、金融風暴、經濟衰退、多國瀕臨破產的時刻中過世。 首先我們仍要對王永慶先生的家屬表達哀悼之意，失去親人的痛苦可以感同身受，然而，華人社會總有「死者為大」的慣習，就算死者生前幹了什麼壞事，崇讚、景仰、溢美的布幡仍大方地掛滿靈堂，且視若尋常。對此鄉愿、不問是非、混淆價值的文化，我們無法認同。 王永慶先生過世以來，主流媒體、指標政界、商界人士一面倒的歌功頌德，不斷稱頌的是王先生的勤奮、節儉、嚴以教育子女、做生意講信用、照顧商界晚輩、撥付些許財富從事濟貧、教育、蓋長庚醫院等公益行為等，這些為人處事的私德確實符合台灣社會所認同的價值。然而，王先生是富可敵國的資本家，並不是一般老百姓，人民該關注的是王先生在財富累積的過程中，從國家拿了多少資源？使用了什麼方法？整體國家為此付出多少代價，回收了多少？私德表現和社會公義、跨世代正義之間是否對等？
巴菲特去年賺了四千六百萬美元，其適用的所得稅加薪資稅稅率為十七點七％，遠比其公司員工平均的三二點九％為低。巴菲特以「受益者」的立場抨擊稅制的不公，不但能凸顯出問題的嚴重，且更能去除有錢人對這種立論「客觀性」的質疑。如果是社會的弱勢者提出相同的要求，指責有錢人繳的稅太少，這些有錢人通常皆會馬上跳出來回應，或譴責這些弱勢者為「紅衛兵」，或辯稱有錢人對社會的「貢獻」，甚或還會威脅政府若不予以減免稅優惠，他們將不再投資。身為富者圈成員的巴菲特對於其「夥伴」們的這種論述，另有一番精闢的見解。其實，巴菲特不但反對調降所得稅率，更反對廢除遺產稅，他表示如此「將破壞了美國賴以立國的社會基礎，亦即憑個人能力而不是憑家世致富」。此外，他更笑說「富人們不會因為較高的所得稅率，就決定罷工而把錢放在床底下，他們還是會去投資」。這些話皆一針見血地揭露出有錢人的心理真相，讓有錢人無法再以似是而非的理由作為掩飾其逐利動機的藉口。 反觀我國的企業界，只要談到租稅問題，工商團體所提出的建議，一定都是要政府降低稅率或給予更多的減免稅。這些團體儼然已是利益性的組織，成為一個為企業爭取利益的代言人，長久以來，所有的企業似乎亦都接受這樣的主張與運作，大家互為利益共生體。曾經有一次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論及促產條例對高科技業者的租稅優惠時，表示某些已發展成熟的科技業應不須再有減免稅的看法，隔日隨即遭到同業們的圍剿炮轟，逼著此一科技業龍頭趕緊噤聲，從此不再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