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二課

前勞委會顧問劉進興則以受僱者的角度點出「一個人的蜂蜜，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刀刃」，兩岸經濟的合作對少數企業主有利，但對台灣的受僱者卻十分不利，因為台商可以輕易的到中國投資，然而受僱者卻無法輕易的移動，台資在中國創造十萬個就業機會，台灣就有十萬人失業，吸引資本的蜂蜜，正是架在受僱者脖子上的刀子。而為了呼應台灣思想坦克論壇的主題，劉進興也特別做了一個對聯，「政策機車，百官亂衝。思想坦克，為民先鋒。」。 　　現為中興大學名譽教授的吳明敏則舉台灣柳丁銷中的貿易政策為例說明這是以「出口轉內銷」的政治手法，再一次製造「幫助台灣農民解決農產品風產滯銷困擾」假象，達成統戰目的。實際上果農將柳丁賣給中國的收入低於台灣國內收入，且台灣政府還以贈送2009年台灣水果月曆3000本及兩貨櫃(43.2噸)柳丁試吃作為補貼，對台灣農業產業根本無濟於事，吳明敏認為只有「調解產銷、確保最低所得」才是照顧農民福祉的核心施政。 　　中央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邱俊榮認為台商赴大陸十幾年的結果是延緩台灣的產業升級，造成台商只追求廉價的勞動力，卻失去了技術升級的動力，而中國現在卻踩在台灣的技術上進行產業的升級。此外，中國的決策機制不民主也將是台灣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

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羅淑蕾在研究過「金融MOU」的內容之後，卻發現雙方的條件並不對等，所以提出反對的意見：「假如我們跟大陸簽訂MOU以後，那就視同於外商銀行。當時副主委李紀珠是說以國際的準則來簽的。這樣的話，大陸銀行來到台灣，享受的是外商的待遇，也就是說，我們本國銀行做的業務，它們都能夠做，那我們本國銀行不能夠做的業務，好比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那種的，大陸銀行也可以做。可是台灣銀行在大陸，承做的業務就有限。」 羅淑蕾委員進一步補充。例如人民幣業務，就規定必須在當地設有分行3年以上，才能夠承做。另外，大陸規定企業若決定更換有業務聯繫的銀行，必須先取得前一家銀行的同意。目前台灣銀行在大陸並沒有分行，諸多限制將完全屏障台灣銀行的商機。

德國之聲：林教授，您剛才講到，大三通對經濟會有一定意義，但從長遠來看又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台灣構成威脅。那麼總體來看，您認為三通對台灣來說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呢？ 林中斌：有好有壞。好的最主要的是，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遞減，甚至將來不可能有軍事衝突了。壞的就是台灣一直堅持的政治的主權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慢慢被侵蝕掉了。

美台商業協會主席沃爾福威茨星期四在該協會年度董事會上對馬英九過去幾個月來施行的兩岸政策表示歡迎。與會的台灣駐美代表袁健生表示歡迎在台灣有商業利益的協會會員參與愛台12項建設。 美台商業協會(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的宗旨是推動美國和台灣企業的關係。 該協會星期四舉行年度董事會午餐會，美台關係中的重要人士，包括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台灣駐美代表袁健生、美台商業協會主席、前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和前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及華府知名台海問題專家學者及關注美台貿易投資的企業人士都到現場進行交流。 協會主席沃爾福威茨在午餐會上對台灣總統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表示歡迎。"三月台灣舉行民主選舉的結果之一就是馬英九政府得以採行一個我認為十分有智慧的兩岸政策，改善兩岸關係。我認為這個政策要取得成功，美台關係扮演重要的角色。"

目前擔任共和黨共同主席之一的加州眾議員羅爾巴克爾(Rep. Dana Rohrabacher)不久前告訴美國之音，台灣的大陸政策改變之後，他對議員團的參與程度也跟著調整。 羅爾巴克爾說：「如果台灣人民經過民主過程決定，不再對中國採取對抗、挑戰性的策略，而是採取更加合作的態度，那麼我的支持以及參與就不那麼重要了，因為我認為，應該挑戰中國的獨裁者，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活躍參與台灣事務議員團的主要原因。」 當記者進一步詢問，傳言他曾經考慮離開台灣事務議員團的主席職位，對此，羅爾巴克爾回答說：「當然我不會像以前一樣，投入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因為由台灣人民決定的大陸政策目標已經改變了。」 另一方面，也有台灣事務議員團的成員告訴美國之音，樂見兩岸局勢緩和。第一位台灣出生的民主黨眾議員吳振偉說，兩岸通過交流和平解決分歧，不但符合雙方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

上個禮拜、全球藏人集結在印度的達蘭莎拉舉辦大會，就是希望能找出西藏未來的路，要怎麼走。沒參加會議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接受台灣媒體的專訪，比起西藏與中國一直無解的緊張關係，達賴喇嘛反倒樂觀相信，也許，台灣的民主可以改變中國。 不過達賴喇嘛也回歸現實面。看到中國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重啟協商大門，開展兩岸嶄新的互動模式，達賴喇嘛強調台灣和西藏不同，但他和中國當局互動的經驗，讓他對於兩岸進展、態度有所保留。 他也認為，兩岸談一個中國要成功，可能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面。 被問到是不是會再來台灣拜訪，達賴喇嘛表示，也許趁著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穩定發展中，明年來台灣，說不定也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台灣需要一個基於進步價值的中國論述，也需要細緻的社會分析。這是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共不再是個極權主義政權，而是一個具有韌性與彈性治理能力的威權主義政權。大陸各種社會主體正在湧現，台灣人社群也是其中之一。市場經濟使中國更富裕，但是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模式更科技化與細密化，但是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中共對台灣的威脅有很高的真實度，但是「紅色恐怖」的形象卻被誇大了。因此，兩岸交往不應該由兩個代表政商利益的政黨壟斷，國共平台是反民主、服務財團的政黨祕密外交，是統治菁英與紅頂巨賈的金權饗宴，其所設定的議題，掩蓋、排除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 國共平台之外，我們更需要一個開放的、民主對話的「兩岸公民社會平台」。台灣應該與中國文化學術界、公民團體積極對話，爭取大陸人民對台灣的理解，彼此分享幾十年來在專制政治遺緒下爭取生存權利的艱辛。

海陸兩會簽署協議後，王金平即提出訂定上述草案，未來兩會簽署的協議凡牽涉憲法或法律明定應以法律規定事項，涉及現行法律修正事項、人民權利義務事項、國防、外交、財政及經濟上利益的國家重大事項，以及其他經立法院決議認定的國家重要事項，都應送立法院審議。 　王金平拋出上述的「兩岸訂定協議處理條例草案」，事實上是國民黨一九九七和一九九九年陸委會的版本，朝野立委都支持，但他額外提出「必要時立法院還得派員參與兩岸協議談判」、而且出發談判前還必須與立法院舉行祕密協商會議等條文，已經引發立法權干預行政權疑慮，連民進黨內部都認有待商榷。

新政府的活路外交思維，外交部長歐鴻鍊將在下週首次向立法院委員會的施政報告清楚闡述，強調要對內增加國力，對外減少虛耗，「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互不否認，將外交資源用於參與國際間共同議題的解決」。 他並指出，在兩會復談後，兩岸須思考如何在國際間「求同存異」的具體做法。 上任滿一個月後，歐鴻鍊23日將首次赴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進行施政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在全球和區域的政治影響力愈來愈大，在兩岸長期對峙下，如果中華民國仍選擇以「改變政治現狀」作為外交的主戰場，不僅缺乏相應的綜合實力及國際支持，也會造成兩岸不必要的緊張與衝撞。

在經濟上，除了立即實現的直航與觀光之外，兩會復談意味者今後將有更多的經貿交流與合作的事物性協商展開，兩岸經濟的更進一步整合似乎是這樣發展的必然結果。根據近年美僑商會與歐洲商會的建言，以及政黨輪替後外資對台股的青睞，兩岸經濟的整合似乎也是台灣經濟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前提。縱使真如國際資本預期，兩岸經濟整合對台灣整體經濟長期發展有利，並不表示它對所有台灣人都有利，就像經濟全球化在世界各國會產生贏家與輸家一樣，兩岸交流的更進一步開放也會在台灣內部產生受益者與受害者。 過去，台灣其實一直是用保護主義式的貿易政策來保障兩岸經濟交流的受害者，結果是期待自由化的受益者出走，而受害者因保護措施而未能提升國際競爭力，薪資水準相較於鄰近國家不斷下降。今後，如果要以經貿自由化，也就是逐漸取消兩岸之間資金、貨物與人員流動的限制與人為障礙，來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的話，勢必要有更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與產業政策來幫助受害者調適與轉業，提高整體國民的經濟競爭力與薪資水平，讓經濟開放所帶來的成長在社會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兩岸關係條例的規範與罰責明確且嚴厲，相關條文規定，台灣人民未經政府主管機關陸委會的委託，不得與對岸機關或其授權的法人、團體協商簽署協議，此協議包括涉及行使公權力或政治議題事項所簽署的文書，包括協議的附加議定書、附加條款、簽字議定書、同意紀錄、附錄及其他附加文字，均屬構成協議的一部分。此一立法意旨，實因我國與中國的關係涉及人民權益、甚至國家存亡至鉅，任何團體與個人皆無權逕行片面變賣屬於全民所有的公共財。 基此，五二○之前馬先生尚未就職，民進黨政府並未另行授權，所謂馬團隊選後即私下與對岸會談，是接受誰的授權？他們的合法身份是什麼？這些傳聞名單過去八年與中國往來頻繁，其正當性何在？若該等在上任前簽下了屬於協議性質的草約，依法該如何界定？草約的內容是否有其他政治性承諾？國人對於這些重大爭議，現在全被蒙在鼓裡，有著被極少數人把持與出賣的高度疑懼。

對台灣民主的傷害 執政黨掌握國家政府，在兩岸談判議題上，執政黨有責任跟義務促成兩岸官方與官方間對等的談判，如今吳伯雄訪問中國並談涉及公權力的議題，讓兩岸談判模式不只 退到92年海基海協兩會談判，甚至倒退到1981年葉9條提出的黨對黨談判，使台灣重回到「以黨領政」的時代。同時政黨私下前往中國進行談判，回國後也不須向立法院報告接受監督，如此會助長密室談判，這是對台灣民主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