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教授日前於貴報發表〈呼喚野草莓的青春之歌〉，似可以代表「非親綠」學者對此次野草莓運動的立場。趙教授點出了一點重要的問題：年輕人的想望。野草莓的稱呼，或許代表著此次運動者的自我解嘲、對於上一世代的疑惑，與自主的渴求。趙教授對於運動的觀察，以「本能」輕忽學生的判斷，並期冀召喚出國外六○年代「弒父」的青年文化，在本土確立。
作為一個野草莓的參與者，並不認同此一「弒父」召喚。我反倒是期望不同世代能透過生活想望上的改變，在一個新的時代、期盼新的未來的基礎上，而對過去做出批評。批評什麼？批評一種「自我隔離」的政治氣氛。無疑，趙教授的文章，從未將批判的箭頭指向自己所謂的「非親綠」陣營。「親綠」、「非親綠」學者各自對台灣的貢獻，我無意否定。但「非親綠」學者（亦是所謂「父親」的一環）在這次野草莓運動中，以緩慢的腳步聲援，評估此次野草莓運動，最後選擇不參與。其之所以如此遲滯，實難讓人不去疑惑其對於場外親綠民眾聲援的抗拒，而不願轉入改變、創造另一新的可能，由內在擺脫過往藍綠二元對立的邏輯？希望僅有「青年人」作為主體的想像，亦似乎無法跳脫過往野百合學運，不願與群眾接觸，符合媒體對學運「純潔性」的思考？若然，這亦是「自我隔離」的一環。
誠如李丁讚教授指出，野草莓學運與本土陣營的親近，不應以動機論來解釋，在這段時間「非親綠」（並不是親藍）的冷漠，本身亦須為此結果負責。野草莓不應該亦無能力去複製過往學運想像，站在一個歷史的制高點去切割自己和群眾的關係。這並不代表野草莓運動者僅是複製過往的政治/社會邏輯。「本能」的無思考不能詮釋，「本能」的訓言亦不可以道盡。
社會運動衰退十年以上，同時間的族群動盪問題，亦非僅是執政者轉換問題，更是台灣社會歷史的積累，在上個世代身上，自動附身為價值判斷的前提所造成的結果。無論未來任何政黨執政，只要這種「自我隔離」的行動邏輯依舊，對於社會都是極端不利。在這點上，社運、學術前輩們太多的判斷，太多的躊躇，實讓人氣餒。
野百合在九○年代初面對了國家體制重要的問題，為未來的世代留下空間，這是不可否認的貢獻。但其視野停留於國家體制問題，在將其行動轉向民間日常生活實踐的腳步停滯，對此我們必須加以批判，並躬自反省，以作為未來行動方針的圭臬。就此，野草莓在轉進校園後希冀發展的行動圖像，不應在尚未止息的方向上即刻被定性。
最後，青年反抗運動可以不只是另一個世代的問題，更不須成為上一代社運者相互批判的踏腳石。我誠懇地希望上一代運動者在反省過往時，可以「以未來為度」，共同用行動、言論，來為台灣社會未來的公共發展爭取希望。具體地在多元的社會公平的問題上，擬出方向。
如果野草莓運動可以說是由年輕人的夢開始的，那她是否也可以激發出中、壯年人的夢，甚至老者對現實世界何以如此醜陋壓抑的困惑不解？（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生，新竹野草莓參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