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去年賺了四千六百萬美元,其適用的所得稅加薪資稅稅率為十七點七%,遠比其公司員工平均的三二點九%為低。巴菲特以「受益者」的立場抨擊稅制的不公,不但能凸顯出問題的嚴重,且更能去除有錢人對這種立論「客觀性」的質疑。如果是社會的弱勢者提出相同的要求,指責有錢人繳的稅太少,這些有錢人通常皆會馬上跳出來回應,或譴責這些弱勢者為「紅衛兵」,或辯稱有錢人對社會的「貢獻」,甚或還會威脅政府若不予以減免稅優惠,他們將不再投資。身為富者圈成員的巴菲特對於其「夥伴」們的這種論述,另有一番精闢的見解。其實,巴菲特不但反對調降所得稅率,更反對廢除遺產稅,他表示如此「將破壞了美國賴以立國的社會基礎,亦即憑個人能力而不是憑家世致富」。此外,他更笑說「富人們不會因為較高的所得稅率,就決定罷工而把錢放在床底下,他們還是會去投資」。這些話皆一針見血地揭露出有錢人的心理真相,讓有錢人無法再以似是而非的理由作為掩飾其逐利動機的藉口。
反觀我國的企業界,只要談到租稅問題,工商團體所提出的建議,一定都是要政府降低稅率或給予更多的減免稅。這些團體儼然已是利益性的組織,成為一個為企業爭取利益的代言人,長久以來,所有的企業似乎亦都接受這樣的主張與運作,大家互為利益共生體。曾經有一次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論及促產條例對高科技業者的租稅優惠時,表示某些已發展成熟的科技業應不須再有減免稅的看法,隔日隨即遭到同業們的圍剿炮轟,逼著此一科技業龍頭趕緊噤聲,從此不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