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市政府正門走入中庭，一幅巨大的匾額「沈葆楨廳」被高掛在正前方，兩側牆則有沈葆楨事略與畫像，匾額對面、大門屏風後側，擺設一艘原住民達悟族木雕船，此一空間佈置，不由得讓人想起一百多年前的沈葆楨對原住民族「開山撫番」的血腥鎮壓史。 一八七四年日本軍隊以「牡丹社」事件為藉口出兵台灣後，清廷即派沈葆楨抵台，督辦台灣海防，並在台灣增設府、縣，由於當時台灣花東、山區均為原住民活動區域，沈也奏請清廷展開「開山撫番」政策。 儘管原住民族早已在台灣生活數萬年之久，但對於清朝、漢人而言，台灣花蓮、台東與中央山脈區都是未知區域，沈葆楨自中國東南沿海大量引進漢人進入原住民區開墾，砍伐山林，引發原住民族反抗，沈葆楨遂以武裝軍隊分北中南三路進軍「撫番」，一方面以物資利誘招降，促使原住民漢化，一方面以武力攻打拒降的原住民族，企圖取得統治權。 但此政策初期成效不彰，清廷仍無法有效統治原住民區，卻升高了原漢民族衝突，沈葆楨駐台僅一年兩個月，即高升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返回中國，劉銘傳後來基於木材、樟腦利益，結合漢人富商資金繼續實施「開山撫番」，以軍隊槍砲鎮壓原住民，甚至動用精銳清廷北洋船艦，砲擊台灣東部沿海的原住民部落，屠殺因家園被入侵、起而抗暴的原住民，迫使殘存原住民遷往中央山脈山區，漢民族官商得以獲得開採樟腦、木材的巨額利益。 這段殘暴的「開山撫番」歷史，在台灣史料留下血淋淋的一頁，但滿懷漢民族優越思想的政治人物，卻將這些短暫駐台、滿手血腥的清廷高官視為崇拜對象，甚至以他們的姓名為台北市政府辦公廳舍命名，面對如此荒謬的公共空間佈置，也會讓了解這段歷史的台北市民感到慚愧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