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八年底，國民政府駐雲南部隊兵敗，第八軍和第二十六軍以及滇民從雲南輾轉進入緬甸北部山區，並以此為暫時據點開始擴充改編整訓，成立反共勢力游擊隊，之後更以緬甸景東地區為根據地，招納各地反共力量，正式擴編為「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人數總計約為一萬八千人，由李彌將軍出任總指揮。此後，這批隊伍時常遭到中國和緬甸軍隊雙方面的突襲，又在緬甸向聯合國控訴的國際輿論壓力以及國民政府為保存實力、顧全大局的情況下，孤軍於民國四十二年和民國五十年開始陸續作二次的撤退回台，但在「明撤暗留，等待反攻」的最高指示下，部分軍隊在進入泰北山區後，就在當地駐紮定居下來，而沒有隨部隊撤退的官兵就在緬北邊陲拋棄軍籍標籤及一切相關資料，繼續借土養命。 至今天為止，海外孤軍已經是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但由於這「中華民國孤軍」的獨特身分，使很多人至今也無法在海外獲得安定安穩的生活保障。在泰緬邊境的孤軍及其後裔，或由於泰緬內政問題、或由於因不願放棄中華民國抑或其他因素而飽經血淚，過著世界孤兒沒有國籍的日子。
如果我們不能對任何一個地區需要協助的人民的苦難，有著全面、深入的理解，那麼志工服務的奉獻，最多只能停留在一種去脈絡的人道主義層次。人道精神並非不好，而是，若只能停留在這個層次，並不能真正協助需要救援的人民去自我培力，讓被協助的主體逐漸成長茁壯，面對自己的生活和命運。等而下之的，人道情懷常常變成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慈善甚至施捨行為，那麼救援的動機終究還是「利己」的。
超越人道主義層次，全面深入了解歷史並培植主體性那段，說得真好。
加藤智大生於1983年，他的成長有兩個可以說幸運但對他來說很不幸的背景，首先他生於日本泡沫經濟吹的最大的時期，這帶來了父母一代消費力的提升，以及對子女未來希望的樂觀。 另一方面，他是一個相對之下非常聰明的鄉下小孩，國高中的成績相對於同學來說都非常好，而父母對他的期望也很高，這種期望某程度也來自於泡沫經濟時代對時局的希望，這種期望除了壓力之外，還有一種「保證」的意涵：你是個出色的人，只要好好努力就會有很好的未來。 然而在他中學時代，泡沫經濟終於破了，生活的壓力增加，然而期望卻不一定消失，總之在相當敏感的中學時代中，經濟社會的衝擊很可能對加藤智大有沉重的心理影響。更糟的是，鄉間學校的精英畢竟無法和城市學校相比，加藤並沒有考上一流學校，最後他只能在不怎麼樣的大學畢業。
一位日本教授對此事件的分析。
我的家族歷史，註定了我生來就會跟樂生院牽扯。我的曾祖父是迴龍當地很有名望的中醫師，少數通曉日文與漢文的仕紳。樂生療養院之所以會選址在迴龍，就是我的曾祖父擔任當地地主的土地仲介，跟日本政府談來的。
土屋春代，一個五十多歲的日本歐巴桑，背著重達自己一半體重的行李，獨自走在喜馬拉雅山脈泥濘、陡峻的山路上。她不是來登山的遊客，而是來自日本的公平貿易公司創業者。十五年來，她踏遍了半個尼泊爾。 四十歲那年（一九九二年），她和先生創立了日本最早的公平貿易企業「尼泊爾市集」（Nepali Bazaro），把設計和技術帶入四十個喜馬拉雅山下的生產者團體，給兩千個家庭工作機會，讓他們經濟自立，送他們的孩子上學。十一個人的小公司，去年創下營收三億日圓（約合新台幣八千七百萬元），占整個尼泊爾出口到日本總量的六％。 根據日本公平貿易產業龍頭People Tree營業經理三浦豐秋表示，尼泊爾市集已經是日本第三大的公平貿易企業。
一九九九年，英國學者貝雷斯（Kevin Beles）寫了一本震動世界的著《可 以用後即丟的人們：全球經濟下的新奴隸》（Disposable People）。這部 著作被不斷重印，已成了「全球反新奴運動」的聖經。我邊讀邊頭皮發麻。 貝雷斯教授走遍全世界，發現到在舊奴時代，由於運輸成本昂貴，而農奴的 經濟效益偏低。以一八五○年美國黑奴為例，一個賣到一千至一千八百美元 ，換算成今天的價格，則在四萬到八萬美元之間，而每年剝削所得僅為購買 價格的百分之五，要廿年才回本。那麼奴隸主都在賺什麼呢？那就是一邊奴 役，一邊又鼓勵黑奴生育，奴隸主兼販奴人。這也是舊奴時代儘管奴役，但 不會把奴隸奴役到死的原因。 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由於過去六十五年全球人口增加了三倍，加以貧富 極端化，窮人的人命愈來愈不值錢；另外則是運輸進步，成本降低，於是一 個「新奴」時代即告誕生。「新奴」在全世界保守估計為三千萬人，粗數估 計則為兩億，整個奴隸產業至少有一三○億美元，而所謂的「新奴」有三種 類型
我們的二十一世紀很恐怖，精神疾病、族群仇恨、恐怖攻擊，還有天災！二十一世紀不僅是全球人種物種的移動時代，而且因為種種環境的適應不良將使我們面臨更多或個人或集體的極端反撲。在我們還沒有徹底消除歧視、徹底改變生活態度以力挽狂瀾之前，馬加爵與趙承熙的案例，恐怕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眾多令人瞠目結舌的歷史事件的冰山一角。
從中國的馬加爵與美國的趙承熙，看階級與貧富問題。
近期我的部落－Smangus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為什麼我們在自己的地上拿風倒的木頭，卻被一個奇怪的國家單位林務局說：我們偷了國家的木頭，我們深感疑困，司馬庫斯泰雅人生活、生存、使用這塊土地已經是廾十代以上的歲月了，我們確定這是我們土地；那為什麼才設立62年的林務局，竟然說我們偷了他們的木頭，必須要被關還要罰錢，這是什麼道理！
2）民調題目多有預設立場，如：「目前蘇花公路通量已漸趨飽和，雨季時常坍方中斷，又無法全線拓寬改善，所以需要興建蘇花高速公路來大幅改善行車條件及行車安全性。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這樣的問法有誘導民眾對蘇花高產生正面觀感的嫌疑，並且誇大對蘇花高的依賴程度和必要性，完全沒有提及蘇花高可能帶來的污染以及負面影響，違反民調正反俱陳的原則。試問聽到這樣的題目內容，有人會不同意嗎？ （3）題目順序設計不當。民調先問一連串蘇花高將帶來正面效益的題目，再問負面影響的題目。民眾被灌輸了「興建蘇花高會帶來地方繁榮」、「觀光產業發展」、「促進整體交通」先入為主的觀念之後，再問受訪者「擔不擔心對環境造成不好的影響」、「對生活品質造成不好的影響」等題目，影響受訪者的判斷能力。
蘇花高的幾題答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