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人同胞們，大家好，我是高金素梅、吉娃斯阿麗、慕妮阿部露。 高金素梅擔任兩屆立法委員總共六年了。首先，我要謝謝大家，對我的愛護和支持。六年來，高金素梅走遍30個山地鄉每一村每一戶，我看到了同胞生活的苦，我感受到族人心中的痛。一百多年來原住民族的困境，讓高金素梅不敢懈怠，高金素梅也從未懈怠。高金素梅在各地成立服務團隊，我一再要求團隊助理，將「為人民服務」放在第一優先，這是身為原住民立法委員的天職。對高金素梅來說，部落同胞的小事，就是高金素梅的大事。 1月12日，又要進行立委選舉了。我把部落同胞們的「苦」與「痛」，整理出五條政見。
桃園縣復興鄉昨就因颱風造成路斷，而發生一位孕婦早產無法下山而讓胎兒胎死腹中的悲劇，但原住民部落平常的聯外問題就已十分嚴重，高金素梅痛批政府完全漠視原住民部落的交通問題。
建立原住民自治區，是未來原住民生存發展的目標。原住民自治區，絕不是要把漢人趕出台灣，也部是把自己圍個圈劃起來，與漢人老死不相往來。民主是服從多數，但不要忘了後面還有一句，就是尊重少數。原住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歷史、風俗習慣、傳統知識，只要是好的成份，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應該保留。 原住民自治區，需要原住民與漢人一起共同努力才有可能達成。
原住民必須要把我們的尊嚴、歷史真相、和公平正義找回來。
我開始清楚的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我肯定蔡先生提出的見解，也就是大部分紀錄片工作者多是超時工作的弱勢族群、勞動條件不佳的影像勞工。我也知道楊導演和蔡先生等人為著紀錄片工作者的權益發聲，這當然值得肯定。但我要提醒蔡先生不要多慮了，《水蜜桃阿嬤》這件事並無意推演成漢人紀錄片工作者與原住民族群的奇怪對立的。就事論事，原住民族的弱勢與紀錄片工作者的弱勢怎能相提並論！因為前者是國家暴力與強勢長期壓迫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後者多是因著理想而自願選擇的影像工作者，況且也有少數人得到豐厚的影片製作費用，已脫離影像勞工身分吧（在此不多談）！ 筆者在此呼籲與期待各領域的學者專家提出見解，讓紀錄片真實的走向改造社會的工具。
這個社會儼然成了以知識份子暴力群為首是瞻之處了。這群知識份子他們活在自己的世界，用自己的價值觀去衡量所有的事件，以關懷為key point為釣竿，再以募款為實，說穿了，大家看募款基金會…城邦二個字又大剌剌的出現了。 商業周刊王文靜總編輯昨天還在電視上大演弱女子不知瓜田李下的戲劇，談著其出發點是多麼的單純，又說著他們製作的生命教材。 她一度浭泣……我懷疑，是因為難過要因此掏200萬出來給「水蜜桃阿嬤」嗎？
打著慈善名目的溫情主義是個好事業，因為人總是很難冷淡旁觀他人之痛苦。不管是隔代教養、WTO衝擊本地農業、還是勞力市場無法升級，這些根本的與社會不公正有關的結構問題，大家都可以忽略不管；畢竟消費這些底層或苦難故事的人，就正是吸吮這不公義結構的乳汁過活的。因此，觀看痛苦之後花錢來「幫助」人，簡單；但若要從政治經濟面根本地討論，進而有懷疑自己生活的正當性的風險時，則謝謝再聯絡。也因而那些打著每消費多少就捐出多少錢的促銷手法的各種商品，我真的都不知道該怎麼說。
報導水蜜桃阿嬤故事的媒體與拍攝紀錄片的工作者，藉由阿嬤的故事，成功的喚起社會及政府重視高自殺率衍生的家庭及社會問題，他們應該得到社會的掌聲與肯定；指責他們在「消費」阿嬤，並不公允。 出生部落的高金素梅，與阿嬤族人接觸後，上網質疑紀錄片工作者的動機，則是來自於她長期觀察原漢不平等的交往經驗。批評她是為了選舉炒作議題，同樣不是有說服力的說法。 對阿嬤的族人及高金素梅而言，媒體與紀錄片工作者「販售」水蜜桃阿嬤的故事，讓善心捐款湧入指定的基金會，社會開始重視自殺率的問題，全台自殺率前五名的學校學生將可以收到生命教材，審視生命的價值。但阿嬤得到的，只是今年水蜜桃的銷售比往年好，耕種的風險和生活的龐大壓力仍然存在；甚至，孫子唸的國小因不在自殺率前五名，連珍貴的生命教材都拿不到。
五年來，我們走遍30個山地鄉的原住民部落，「水蜜桃阿嬤」的案例其實就是30個山地鄉的縮影。兒子、媳婦、女婿相繼自殺，留下七個未成年的小孩，給年事已高的阿嬷扶養，而阿嬤以農業生產維生，辛苦種來的水蜜桃還要受到菜蟲的剝削，隔代教養造成小孩教育上的不健全……這樣的故事，遍佈在原住民部落。所以，這決不是個案，不是水蜜桃阿嬤一個人的特殊遭遇，而是原住民部落整體結構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