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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戲曲為臺灣說故事是我的創作方向之一，但因相信有根坻的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所以我很平常心，不疾不徐地寫著。畢竟，好的戲劇無關國籍、地緣，若寫得出人性、人情之常，就有恆久的、普遍的價值，非臺灣的人事物題材，也可以勾掘出和臺灣心靈相感召的精神面貌。再說，當代說故事的載體何止戲曲一種呢？若是操之過急，實則缺少飽滿的創作衝動和藝術專業，好題材也可能作壞了，我最害怕「本土」不小心變成魔咒，讓人誤以為與臺灣相關的題材做起來就是無趣、單薄。 在接受國光邀約的前後，《尋找太平輪》紀錄片披露了一個掩抑了數十年的沉船事件，外台會推動的「外省人家書徵選」活動也正透過媒體訴說著一個個悲歡離合的故事，原來，1949年的大遷徙不是歷史課本上一句「國府播遷來台」可以交代過去的！我聽著心裡的鼓聲，跟安祈老師說好，我們來寫大時代、大歷史背後的「外省人」故事；在我來看，1949年的大遷徙是另一次的「唐山過台灣」！ 我便是從這兒啟程，一直到輾轉拈出《快雪時晴》這個題材。

張容一心北伐，畢竟壯志未酬。劇作家安排他的一縷幽魂漂泊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見證改朝換代的暴烈，故國和正統的虛妄。而張容最後的落腳點竟是台灣。我們知道台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曾經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在不歸與回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談「花果飄零」的悵惘，或是「靈根自植」的期許，台灣所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施如芳的劇本以一件文物的流浪始，以魂兮歸來的詠唱終。借物喻人，舉重若輕，的確可記一功。國光京劇團這些年來曾經推出多齣好戲，但以歷史眼光的擴展，抒情詩意的召喚來看，《快雪時晴》均是上乘之作。此前的《閻羅夢》也有類似穿越不同時光生命的佈局，但是《快雪時晴》的題材顯然更讓觀眾發出心有戚戚焉的聯想。有意無意間，施如芳觸及了中國文化史中的重要命題：「南渡」。而她希望從藝術媒介——不論是書法還是戲劇——找尋救贖的形式。從東晉到台灣，從南宋到明清，她所觀照的問題如此之大，以至於在找尋答案時每有力不從心之處。即便如此，《快雪時晴》已經為京劇本身南渡的意義，找到新的起點。

而且，張愛玲文學作品裡頭最讓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極為特殊、極為罕見的「不悲天憫人」的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