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視野

剛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華裔美國人錢永健在電話記者會中，對一群想要沾光的中國新聞記者問他「你的成就對中國科學家來說有什麼意義」時，他的回答是：「我不是中國科學家」。

西藏人在奧運發生驚心動魄的抗議示威引來的屠殺，成為中國奧運舉辦過程中最大的污點。然而，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停止污蔑這個值得中國人民驕傲的盛會，在 18 日面對東藏 Kham 的示威者，竟然毫不留情的開火，估計至少造成 140 名藏人的死亡。這則由達賴喇嘛接受法國地球報專訪時所披露的新聞，由路透社向全球報導。

威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價值差異昭然若揭，高舉國家、民族之名的掩飾毫不避諱的說出來，結果竟然成為「呈堂證供」！中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面子」並沒有成功，無意間卻給自己出了糗

The date, we both knew, was June 4th, nineteen years since soldiers put down the Tiananmen upris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bulletin board had been alive all afternoon with discussions of the anniversary. Liu mentioned the famous photograph of an unknown man standing in front of a tank—perhaps the most provocative ima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e really acknowledge him. We really think he was brave,” Liu told me. But, of that generation, he said, “They fought for China, to make the country better. And there were some faults of the government. But, finally, we must admi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to use any way it could to put down that event.” Sitting in the cool quiet of a California night, sipping his coffee, Liu said that he is not willing to risk all that his generation enjoys at home in order to hasten the liberties he has come to know in America. “Do you live on democracy?” he asked me. “You eat bread, you drink coffee. All of these are not brought by democracy. Indian guys have democracy, and som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democracy, but they can’t feed their own people. “Chinese people have begun to think, One part is the good life, another part is democracy,” Liu went on. “If democracy can really give you the good life, that’s good. But, without democracy, if we can still have the good life why should we choose democracy?”

这书不错,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怀疑它是盗版的禁书,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书能够出版,很幸运的是,它终究出版了.书中描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悲惨现状，并揭露了官员滥用权力欺压农民黑暗现象.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千年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也做过农村调查.半年多世纪过去了,这份农民调查仍然显示了中国农民的悲惨环境.

一些传媒称《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报告文学”，但我却不想这么称呼它。因为，在中国语境下的“报告文学”，总是偏重于某种虚夸的、歌功颂德式的“文学”性，而缺乏直面现实的“报告”性；有的虽也加了点儿“报告”，但却是为突出“莺歌燕舞”的“文学”性而精心挑选加工出来的。我以为，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有道德、有良心的作品，是那种帮闲式的“报告文学”所无法比肩的。我宁愿按照“国际惯例”，把它称为非虚构作品。 　　《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很有震撼力的非虚构作品。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城市的人来说，虽然也从报刊杂志上读过一些有关“三农问题”的报道，多少知道一点儿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但毕竟比较肤浅。《中国农民调查》以不加伪饰的笔墨揭露了农民们遭受的欺凌乃至盘剥，披露了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流血流汗干一年，到最后却往往落得个“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悲惨境地。读了这本书，我想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心灵的震撼，而善良的人们对那些打着冠冕堂皇的“国家利益”的旗号，行压榨农民之实的“公仆”、组织、政策甚至法律，也不能不产生质疑。 　　但《中国农民调查》的更大的震撼力，是让人读后引发许多思索。 　　在我们这样“长在红旗下”的人所受的教育中，中国共产党是以“农民阶级为基础”而自豪的。我们读过的许多“革命作品”，都曾大肆宣传中共领导的革命如何受到农民的支持。“史诗性”的“主旋律”电影《大决战》中就多有农民推着独轮车为解放军送物资的镜头。陈毅曾感慨地说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当家做主”了的农民受到的是怎样的对待呢？

陈桂棣和春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是我所看到的最真切的乡村现状备忘录，它揭发了一大堆可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农民的令人惊骇的苦难。他们不仅承受贫困，而且必须面对村官乡霸的欺凌。那些令人发指的故事，推翻了“太平盛世”的政治幻象，还原了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它引发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究竟是谁剥夺了农民言说其痛苦的权力？谁在企图扮演农民的代言人？谁在忽略和隐瞒农民问题的真相，并且制造着有关农民幸福的骗局？

地方当局用党纪和行政手段解决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民事纠纷侵权案，使得控告《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侵犯名誉权的安徽地方官获得经济赔偿。等待法院宣判两年多却渺无音讯的被告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感到非常气愤。 　　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2007年元旦前夕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安徽阜阳干部张西德告他们夫妇的诽谤案虽然法院没有判决，但原告已经得到了被告之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5万元赔偿费。为了躲避迫害而离开安徽的陈桂棣和春桃对这种法外解决方式感到非常不理解和难以接受。

《中国农民调查》给我的震撼，首先在于对事实毫不留情的“录像”。这在中国当下的舆论环境背景中，是需要前所未有的勇气的。书里提到的一个个个案，其实是一个个发生在农民身上的新闻。按说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记者是最不应该缺席的，但事实上，在面对这种牵涉面甚广的负面新闻时，作为“我们时代的记录者”的新闻人，却往往没有勇气，哪怕是尽可能地去“接近本质”。面对这样的问题，记者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事实是，他们也站出来了，但站得不够彻底，站得有所保留。面对他们的问题，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站出来了。正如某媒体评论的，“这是一部也许会让新闻从业者汗颜的力作。” 　　《中国农民调查》给我的震撼，还在于作者写作上的热情。整部书读下来，我觉得作者对农民的那种关切、那种热爱，以及对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那种焦虑和思考跃然纸上，甚至可以感觉到作者脉搏的跳动。据了解，这本书是作者从2000年10月1日始，用了3年时间采访、调查、写作的结果。在写作过程中，他们虽然收集了大量资料，但对资料上的许多疑点，他们都是从省、地、县三级及有关当事人那里一一重新调查、采访，同时还得面对可想而知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没有一种朴实的、源自内心的对农民的热烈感情和毅力，作者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式的写作。也因此它有勇气尖锐、大胆，呈现真相，经得起推敲和考验。 　　和本书的作者一样，我也是来自农村的人，对作者所调查的一些事情，也深有体会。去年春节返乡，父亲说起家里沉重的负担时，给我算了一笔账，一年下来，家里种的三亩薄田，扣去农用物资花费和各种税费，已是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儿女在外打工挣钱回来，这个年恐怕是没法过了。显然，《中国农民调查》所呈现的事例，并不是个别存在，而是具有典型意义。从时间上说，本书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写到现在，这个阶段正是农民问题引起上下关注的时刻；空间上看，作者不仅调研了农民的负担、农民的困境，而且也详细解剖介绍了当前费改税、农村的税费改革，以及作者面对这些问题时所作的思考。 　　放下《中国农民调查》，我不得不对作者投以敬畏的目光。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农民调查》全景式地记录了那些“想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是的，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形成全社会共识的背景下，作为读者，我能一下子读出这种带着血与泪的贫穷、罪恶、苦难、无奈、抗争、沉默、感动、悲壮。

13億的龐大人口，有9億的農民存在，他們任勞任怨的辛勤工作，只為了求一餐溫飽，但卻連這小小的願望也無法實現。當『中國熱』不斷被媒體報導，當『搶劫不如炒股』這種瘋股市的標語出現在中國繁榮沿海都市街道上時，書中每一段故事都讓我懷疑，這到底是現在還是古代？當一個人願意付出正義與勇氣去對抗貪官污吏，卻被活生生迫害致死，這樣的情節，不是發生在別處，是發生在我們說著同一種語言的地方，讀來更令人觸目驚心。 兩年前去過廣州，為那繁華的市景訝異，跟台灣沒什麼兩樣，甚至比我生長的古都台南還要茂盛些。但是轉念一想，金字塔頂端的人口實則少之又少，跟底層貧困無望的農民相加之後，除以13億的分母，得到的數字會是什麼？真的有像那些金融家預測的如此美好嗎？難道電視中光鮮亮麗的北京、上海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嗎？我不忍想像。 台灣曾有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想為農民發聲，而在中國則有陳桂棣、春桃用他們的筆，記錄下這些讓人為之鼻酸不忍的故事。有人說他們的立場太鮮明，有些主觀，但想想當面對著那些飽受欺壓的農民，在忍無可忍之際，奮而以卵擊石決心悍衛自己的權益，就算付出生命也毫不吝惜，又怎能不讓生活在安逸之中的人們激動萬分！？

這本書提出了兩個重要且合理的解釋。 第一是地方政府幹部權力的過度膨脹。雖然中央政府已經三令五申不准地方政府幹部向農民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三亂) ，而且規定每年農民稅負負擔不得超過前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五，但是地方幹部仍我行我素，為了私利而向農民附加徵收許多不合理費用，當然這與中央政府也脫不了關係，中央政府每年替地方定下許多達標與形象工程，這些費用都必須由地方自己籌措，尤其在1994年分稅制(中央政府想藉由此次稅改增強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實施後，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更加沉重，所以即使中央政府極力制止”三亂”的發生，而且情況已有改善，但這並不是釜底抽薪之計。 第二個也是深層的原因是，中國建國長期以來所發展出的”城鄉二元體制” ，鄉村基本上是城市的後備軍，鄉村的人力、土地及資金是因城市的需要與否而作調動，於是在經濟改革之後，為了使城市現代化能夠迅速發展，中央政府利用低於市場買賣的價格將糧食統收統購，以低廉的糧食供應城市居民的需要，這是一種變相的賦稅政策；除此之外，城市與鄉村兩級的戶籍制度也使得農民成為次等國民，無法獲得如城市住民的社會福利待遇，在這種城鄉二元體制的持續主宰下，農民生活的困境反而會因為經濟改革步調的加快而加劇。 有趣的是，這本書的內容也部份回答我長久來的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國農民長久來受到政府許多不平等的對待，卻沒有發動一個具有全國性規模的農民運動﹖如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的農民運動，而只有一些在1990年代零星的農民抗議。

這本書展現了一種真誠，試圖說明真相。我們頒獎給《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因為該書的作者揭露了連大眾傳媒都視而不見的問題，不被他人所左右，感於揭露問題真相，這樣的工作需要花大量的時間調查研究，廣泛的觀察。當然作者為寫此書所展現的勇氣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勇氣是不可能發掘出這些令人讀後感到悲傷的事實。」博布裏克先生所說的那些令人悲傷的事實，是指作家陳桂棣和春桃夫婦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所揭露的農民貧困、農村腐敗、和司法不公等問題。博布裏克先生認為，《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抽絲剝繭般的向讀者展現中國農村黑暗的細節。

中国农民调查 我看过这本书，虽然剖析了中国农民的现状，但是很不是很深层次的，至少还是中国中部的省份，那里相对西部地区还是相对富裕的，那里的农民的生活过更疾苦，官员也更跋扈。但是即使这样，这本书还是遭到封杀，而且书的作者被告上法庭，我想它面临的审判也将是不公正的。 希望国外的新闻媒体能继续给予关注，同时给予作者一些支持，我希望我的祖国更加开放，更加有法制，谢谢！

《中国农民调查》花了三年时间走访了安徽省几千农民的经历，立即成了畅销书，三个月内就售出了15万册。中国社科院有人称之为农村问题的"白皮书"。 它不仅描述了地方党的头头脑脑们的腐败和农业政策的失败，它也叙述了农民是如何抗议高税费的。农民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几乎未有得益。只有流动的民工得到低工资，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经济中充满吸引力的工厂。尽管作者们竭力把问题推给地方首脑们，而赞美北京中央政府，但"中国农民调查"仍然揭示了所谓共产主义体制的不公平。 为了不使农民问题具有当年那样的爆炸力，宣传部门於今年3月下令该书停止出版。此外，一名被描述成腐败人物的党的干部张西德以诬蔑罪起诉作者。张已经上升成为阜阳的政协副主席。 原书封面 《中国农民调查》获奖後，《南德意志报》介绍了这部书并评论说，陈吴二人一夜之间从功臣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直到今天，出版社哪怕提及这本书或作者的名字也受到禁止。陈吴二人虽然在书中尽力称赞中央政府的政策、把责任加在农村恶霸的头上，但是检察官们显然看到，这些精心调查的结果当然也对体制提出了批评。更为危险的是，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能同时触动读者的心灵。书中描写了腐败如何得不到惩治、滥用权力的现象如何无时不在、披著共产党外衣的机构如何象黑社会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改革如何销声匿迹。 现在，陈吴二人被送上了法庭。美国之音报导说，陈桂棣春桃夫妇已经在柏林出席了颁奖仪式并领取了奖金。他们希望得奖能有助於他们赢得这场官司。被告律师浦志强说，这个报告文学获奖，说明中国民间和国外的读者对此书反映的问题是否真实，对它的震撼力的感受，是一致的，"唯独中宣部和他们不一致"。

“我們的初衷是做一次正面宣傳。但隨著採訪越來越深入，發現問題要復雜得多。”陳桂棣說，在土地改革、大包幹和稅費改革這三次農村三大改革中，有兩次都是安徽農民走到了最前面，但安徽卻給外界留下了災民、小保姆、農民工的形象，他們最初想用筆把安徽的形象改正過來，當時安徽是全國第一個搞稅費改革試點的省份，稅費改革也就成了文章的重點。 稅費改革有多重要？“只有把農民負擔寫到位，讀者才能知道這項改革的分量。” ２００１年３月，經過半年的採訪，陳桂棣和春桃已經跑遍了安徽和臨近省份的５０多個縣市的農村，農民的負擔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想。 “這麼多‘負面‘的東西，都是內參上才能寫的，能公開寫出來嗎？”

有記者常常問他們是否害怕政府的鎮壓，他們說不會，因為他們最大的後盾就是九億的中國農民。

在上海大超市开业的第一天， 四百只烤鸡不翼而飞，在厕所里发现遍地是鸡骨头。 在拆迁的旧房上，一个人点燃了自己，人们静静看着他燃烧。 有人犹豫地徘徊在高楼上，他的妻子与孩子在下面呼喊，警察忙着架云梯，男人渐渐缩回了半空中的脚步。等了一个小时的群众，突然发出狂呼：“跳啊，有种跳啊！”男人摔了下来。一片安静。 在世贸大厦被毁的那天，众多的国人齐声叫好。 一位美女作家这么写道，为了吃更多好吃的，我吃饱后进了厕所，扣着喉咙，吐出食物，出去继续吃。建设银行行长被抓，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亿元的私人存折。 为了让旧房中的老人早点搬出去，拆迁组买了几麻袋黑老鼠，放在老房子中，几位老人受不了惊吓去世了。 为了筹钱山东临沂借计划生育为名，诛连十族，一家结扎，全村人被抓，不亮车灯晚上悄悄进来。桃花顶村，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全村人睡在田里，村子变成空村，老人家说这只有当年鬼子进村时才发生过这样的事，女镇长用高跟鞋踹着老汉，一个个血洞,她不停地说“说，我打你了吗？”…… 说真话的人,为民请命的陈?光/诚,胡P佳反而被抓了。

贵州省·瓮安县·副县长的儿子伙同另一个社会青年把瓮×安县三中一女生淫秽强奸并残忍杀害丢入瓮×安县西门河后... 1，公安局只将其二人拘留了五个小时就将其无罪释放； 2，死者家属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反将死者亲叔叔打成重伤，死者叔叔被放出后公安局唆使当地黑社会再毒其叔叔，至其叔重伤，今日下午4时左右送医院救治无效死亡。 其叔叔的妻子也被打成重伤，现被关在公安局，脸部破相。 3，瓮安四所中学，被害女孩家乡的玉华乡中学全体学生到公安局为死者请愿。瓮安县公安局又出动武警武力镇压，至使学生愤怒之至，焚烧了公安局并掀翻和焚毁警车十多辆，其间警察开枪打伤一人，也有众多学生被打伤，现在事态越闹越大，可是仍无一解决方案。 4，瓮安县城的通讯全部切断，全部封锁。 5，28日下午，10万名群众走到公安局要求给说法，但遭到反对，激动的人群砸了公安局门牌和汽车，并发展到放火烧公安大楼，县城估计聚集了10万人。公安局又出动武力镇压，其间开枪打伤一人（未经证实的消息）。现在，政府还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联系，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到县城采访。事件还在进行中…… 6，今天早上出动三个军分区的兵力，包括州边县市的警力来维持秩序。 7，当我们捐钱让他们告上中央时，公安人员前来阻止，谁捐就抓谁！当瓮安人民团结起来为女孩伸冤的时候！警察出手打学生，还丢了催泪弹威胁群众！还开枪打伤一学生，从小腿处打穿（未经证实的消息），现在瓮安县医院医治。用高压电棍激伤一女生，至使当场昏迷一小时。

然而弔詭的是，一方面，作為海外華人，我們希望中國政府把我們視為「華人」，而非「華僑」，讓我們可以安心的做一個堂堂正正的馬來西亞人，而非馬來種族主義份子口中所謂的「外來者」（pendatang）。另一方面，我們卻反過來希望台灣放棄自己的政治主權，和中國統一，這不是前後不一致的雙重標準麼？

直到 1972 年《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一冊》發行第四版之前，《中華民國地圖集》裡完全找不到釣魚台。

还记得毛泽东去世后，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大规模哀悼活动，有很多人哭了，哭得死去活来。不为别的，只为他们不知道在毛死后，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中国会不会被“资本主义这个洪水猛兽吞噬掉”？会不会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一时间，在大量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中，类似的种种担忧普遍存在。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宣传的指引下，受到太多宗教式的影响，结果失去了自我意识。所以，在偶像逝去得那一刻，人们才显得那么无所适从。但事实证明，偶像的逝去对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并没有影响。1976年后，我们经过32年的艰苦奋斗，通过“资本主义复辟”，终于使中国经济从崩溃走向了繁荣。这是“主义”的力量吗？不是，这是体制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