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與右

美國副總統錢尼昨天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布希的戰爭是合理的，這當然，為布希辯護就等於為自己辯護，因為侵伊戰爭是布希聽了他們一夥新保守主義者的話方發動的，現在布希下台了，他們當然也失勢了，但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就會隨布希下台以及民主黨的再執政而消亡嗎？答案恐怕是未必。 　在布希第二個任期，事實上新保守主義已經發生內部分裂，這是由伊拉克戰爭所引申出來的，新保守主義大將法蘭西斯．福山是首先決裂者，他於二○○五年創辦了《美國利益》雙月刊，以對抗新保守主義的「國家利益」，福山認為對伊戰爭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根本就不符合美國利益，錢尼與伍夫維茲之輩將美國導向外交歧途。不久，另十餘位新保守主義人物也倒戈寫了《正確的戰爭？》向錢尼等人質疑。 　分裂固然分裂，但並不意味新保守主義就此瓦解，因為新保守主義並不是布希時代方產生的，它在美國已存在數十年，它強調的是保護美國的實際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它以宗教的角度來看待許多外交問題，而隨著宗教保守派和基督教福音派地位上升，它逐漸成為共和黨內的實力派，基於信仰的干涉主義深合布希的思惟，於是新保守主義者便借布希政府作為推廣主義的基地。伊戰的失敗，雖然使布希對一些政府內的人物不滿，致使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及國防部長倫斯斐等人去職，但是錢尼卻仍能發揮其影響力，因為布希找不到什麼理論來代替。 　民主黨能搞出一套新理論嗎？但看將任國務卿的希拉蕊經常強調其宗教信仰，也未後悔曾支持伊戰，他們反對的是「戰而未勝」，不是「不該發動戰爭」。本著宗教心態干涉國際事務以維護美國的安全及經濟利益，恐怕已深植人心了，民主黨的歐巴馬能改變嗎？

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右翼的歸屬是由價值觀而非階級來決定的－－－決定白人選民投共和黨票的風向標，是他們上教堂的次數而非其收入多少；儘管價值觀如此重要，美國卻根本沒有產生像歐洲那樣仇外的「極右翼」，也沒有法國的勒龐、奧地利的海德爾、荷蘭的富圖這樣的政治代言人；儘管種族主義仍可以算是美國社會的陰暗面，卻沒有一位政客敢冒大不韙開罪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他們必然要和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徹底劃清界限；代替民族主義情調的是國家主義，但這又是建立在對國家機器的不信任基礎上；將這種矛盾解釋為對抽象國家的熱愛和對具體國家的警惕則又不正確，因為美式保守主義不僅表現在懸掛國旗這類國家象徵物上，也表現在支援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種種具體行為上，例如伊拉克戰爭曾經較高的民眾支援率。

在以色列空軍狂炸迦薩走廊巴勒斯坦哈瑪斯基地之際，很自然地想到在耶誕前夕去世的美國政治學大師山繆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享年八十一歲的杭廷頓，於一九九三年在《外交事務》發表轟動一時的〈文明的衝突？〉論文；三年後加以擴充加料成書，書名就叫《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已被譯成三十九種文字，風行全球知識界，也使杭廷頓成為最有影響力和最具爭議性的當代政治學者。其實，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乃承襲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觀點，予以更深邃、更廣泛的詮釋。路易斯是英國人，在普林斯頓大學教了三十多年書，現已九十二歲，他和杭廷頓都屬於「西方至上主義者」（或「白人至上主義者」），在外交政策上也都是鷹派。杭廷頓表示，冷戰結束以後，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不同文明之間（或內部）的爭鬥。杭廷頓強調，由於受到現代化的驅使，全球的政治沿著文明界線進行重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聚合，而擁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分離。由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界定的聯盟正讓位於由文化和文明所界定的聯盟，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在變成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地帶。因此，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杭廷頓發表文明衝突論的文章和專書之後，肯定的聲音和否定的浪潮充斥全球學界，蔚為二十世紀末期最熱烈的一場學術、文化與政治論戰，中國大陸學者捲入的程度遠超過台灣和海外華人學者。絕大多數大陸學者對杭廷頓的理論持批判態度，他們不贊同杭氏把儒家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對立起來，亦不滿杭氏認為儒家文明是對世界秩序的潛在威脅，更氣憤杭氏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會導致世界文明的衝突。 杭廷頓的書是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五年後發生了九一一事件。在西方媒體、政客和一般人民的心中，九一一事件不就是伊斯蘭文明以暴力挑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例證嗎？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亦因賓拉登的「傑作」而大出鋒頭。包括季辛吉在內的一批右翼和中間偏右學者及政論家，都把杭廷頓譽為創始「圍堵」政策的外交學者喬治．肯楠以來的頭號政治理論家。杭廷頓本人對他的文明衝突論獲得血腥印證，極具學術上的滿足感；但是，批評他的論著亦隨之大量湧現，直至今天。巴勒斯坦裔的名學者薩依德，眼看路易斯和杭廷頓蓄意顛倒黑白，視伊斯蘭如寇讎的論學態度，心中大為光火，於是在《國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痛斥文明的衝突乃是「無知的衝突」。薩依德說，杭廷頓是個意識形態空想家，一心要將「文明」與「認同」扭曲成已然定形、封閉的體系，「文明衝突」之說完全忽略了歷史隱而不顯的部分（如各種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增益與分享），只急於以荒謬可笑、狹隘簡化的方式來凸顯文明的鬥爭。薩依德以及其他學者對文明衝突論最不滿的是，杭廷頓在論述中所展現的西方文明優越感，以及其他文明皆「非我族類」的白人中心論。世人在譴責賓拉登所領導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之餘，很少人會去探討促成賓拉登採取暴力的原因，也很少人去探究美國霸權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所作所為。就如同以色列數十年來和巴勒斯坦的武裝衝突，除了文明、宗教和民族不同，亦含有領土、主權、生存之爭，更有美國因素在裡面。沒有美國的大力撐腰，以色列早就不見了。今年剛好是以色列建國六十年，這是個可敬的猶太小國，但如沒有美國每年花數十億（甚至上百億）「養她」，再加上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團」坐鎮華府，以色列也許已變成一個歷史名詞。杭廷頓四年前出了一本《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痛罵拉丁裔（以墨西哥人為主）新移民，指責他們拒絕融入美國社會，企圖分裂美國。這本立場偏頗的著作，一出版即遭到左右兩派的夾擊，有人批評杭廷頓是在鼓吹「新孤立主義者的民族主義」，因杭氏認為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會危害美國的「核心文化」。所謂美國的核心文化，即指基督教、講英語、歐洲傳過來的文化與哲學，以及美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薩依德和杭廷頓是思想上的死對頭，如今皆已作古。美國少了兩位學術巨人，不只是美國的損失，全球文化界亦痛失兩個有開創性的學者。

表面上看，這兩種民主理念之爭儼然是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爭，前者著重於政治制度的安排，後者強調道德理想的彰顯。然而，實情顯非如此。因為隨著邊沁 (J. Bentham)與密爾(John S. Mill)之效益論(utilitarianism)學說的風行，自由主義與民主的政治平等觀念早已進行廣泛的結合。就此而言，自由主義至今仍是西方學界闡述政治平等學說之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傳統之一，其核心論據是政治平等原則符合於自由主義向來對個體理性、普遍自由、眾生平等與人性向善(cf. Gray, 1995: Introduction)等道德理念的闡揚。換言之，這兩種民主理念之爭實際上涉及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之爭。

Edmund Burke這位堅定維護他的祖先的「古代原則」 的鬥士也許會對他本人開創了政治思想的一個新流派而感到驚奇。所有人都說，他是「現代政治保守主義的開山始祖 ，數代以來的保守思想家從他的生活經歷和著作中發現了豐富的哲學和實踐智慧。然而其實，Burke 是政治家而並非政治哲學家，他從來沒有寫過任何系統的政治論著。但是在一生政治活動中，他卻持有一種始終一貫的政治信念。這篇文章將要論證，從本質上講，Burke所堅守的政治信條，正是20世紀社會哲學家F. A. Hayek發展起來的學說。Hayek 曾說，他的目標就是「重申」3或系統論述創造並支撐西方憲政政府和自由社會的基本原則。鼓舞和指導Burke 的，也正是Hayek所闡發的「古典自由主義」原則。

在４０年代中期，美國就已出現了一支保守的知識分子力量。他們分散地發出抗議的呼聲， 對美國的前途深感悲觀。在戰後頭十年左右，這些呼聲日漸高亢，並開始形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運動，為以後保守政治運動的崛起作了思想準備。其時知識界這個保守思想運動主要是由兩個思想流派即「古典的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或「自由意志論」(libertarianism)和「新保守主義」 (new conservatism)或「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組成的。雖然這兩個派別的成分之間並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它們在當時是各自獨立地出現的。本文擬 對這個保守思想運動的嬗變作一初步的探討。

什麼是美國的自由主義？簡單地說，它是指來源於英國的、與美國個人主義相結合而形成的以個人自由權利為核心的一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是美國政治共識和「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或美國主義（Americanism）的核心，「美國信條」的政治思想（自由、平等和民主）則是美國民族認同的基礎，基於政治而形成的國家認同使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自由主義還是其他各種次級意識形態的公分母。這種單一的意識形態是美國在世界上實行霸權政策的強有力的思想基礎和國內動力。

很少有人像威廉．巴克里（William F. Buckley Jr.）這樣充滿才智、精力與風采。他是知名作家﹐寫過50本書；他熱愛政治﹐創辦《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成為美國保守派的旗艦刊物。他主持電視節目「火線」（Firing Line）卅多年﹐是今天談話性節目的鼻祖。他的名字被列在美國自由論壇新聞博物館的「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記者」之上。他將美國各派的保守主義者團結在旗下，與自由派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思潮大戰﹐影響長達半個世紀。

保羅．約翰遜引經據典地解剖了那些吾人心中的完人和大哲，包括盧梭、雪萊、馬克思、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沙特、喬姆斯基等人，發現他們虛偽、虛榮、傲慢、自私、易怒、貪婪、吝嗇、刻薄、粗暴、好色、偏執、頑固、說謊、自我中心、極度自戀、忘恩負義、言行不一、表裡不一、雙重標準、自欺欺人……幾乎人類所有的惡行劣跡全在他們身上出現。可是他們卻宣稱自己愛人類，宣稱他們要改造人類社會、造就幸福的烏托邦……。

他嘗試從認知科學及語言學角度看美國政治。他問，保守派（以共和黨為首的）為甚麼會支配美國政治？他的答案很簡單，保守派在過去幾十年裡，為他們的社會價值成功打造了一個整合而清晰的框架，不同類型的保守派（宗教的、種族的、經濟的）由一套語言連繫起來，亦使他們的理念及價值整合起來。相反，左翼人士則越來越分散，難以整合起來。一些人在特定議題中打轉，一些人想討好選民，靠向中間或偏右，接受了保守派的語言及框架（framing）。

博蘭尼的思考裡，最重要的概念莫過於「鑲嵌」（embedded）之說，即「經濟行動無法脫離社會結構」。博蘭尼認為市場本應是社會的一環，十九世紀之特殊，就在於人們誤信經濟學家製造的理性人模型，認為經濟理性來自亙古天性，因此欲建立一個無干擾且能夠主宰社會的市場經濟。人們沒有思考到如果經濟行動無法脫離社會結構，市場經濟就只能存在於市場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