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氏身處大恐慌時代，亟思以非常簡單的言論見解呼籲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不得不立論精簡。而傅氏在恐慌過後，再以嚴謹論證批判凱氏論見之疏鬆，自然也有補足之功。與其說是學派歧見，倒不如說是凱、傅二人想要說服的對象不同、時機不同而已。爭到後來，其實是學派的徒子徒孫在爭而已矣。這些小磨擦，對凱氏傅氏等大師而言，卻是一羽難加。
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傅利曼教授過世時，克魯曼寫了篇紀念文。他讚嘆傅利曼在經濟學研究上的嚴謹，也不解為何傅利曼成為公眾人物後如此充滿黨派色彩，為什麼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傅利曼。他認為，傅利曼的角色轉換原因在於公眾人物的傅利曼認為他有義務傳播一種信仰，一種自由主義的信仰，這其間並沒有凡事存疑的經濟學家傅利曼存在的空間。今時今日，和傅利曼一樣，我們也是看到有兩個克魯曼，只不過克魯曼傳的是左派的信仰罷了。
平心而言，雙方陣營都是各取所需，斷章取義。減稅本身無罪，端視時機以及配套方法，才能有效剌激經濟成長。唯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即使真如理論所言，經濟因此提振，但能否真如著名的」滴漏理論」（trickle-down effect）假設，也能讓全部人共享經濟成長果實。 至於引發爭議的減稅廣告，只要提出訴求團體能署名負責，各自爭取言論空間期待說服民眾，並無不妥，但工商團體抬出保守派名師出場，恐怕不甚知道傅利曼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也引發史無前例的抗議風波，原因即在他曾替智利、巴西等軍事獨裁政權擬定政經路線，只顧實現自身理念，毫不在意政策後果，道德爭議持續不斷。 因此，減稅廣告乃至後續媒體曝光，對公眾宣傳效果究竟是正是負，恐怕仍有待檢驗。
1950~1960年代各經濟學派就針對這三種方法進行長達數十年的辯論. 最後可以說是主張操控利率的貨幣學派獲勝. 而貨幣學派中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則是傅利曼. 現在這個廣告居然打出傅利曼的名子, 告訴我們他是支持用」減稅」來刺激經濟的? 如果傅利曼主張減稅來喚醒景氣, 那我就是個瘦子.
現代的經濟粗糙的可分成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兩大學派。計畫經濟強調政府的角色，贊成政府以大量對公共建設的投資，來帶動經濟的繁榮，其代言人是赫赫有名的凱恩斯。以亞當史密斯為開山祖的自由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的干預應降到最低，讓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來自然繁榮經濟活動。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以為自由經濟的放任是不可思議的事。如果我們沒有大有為的政府來保護，那麼奸商豈不是能橫行無阻的欺騙人民？財團豈不是能為所欲為的壟斷市場，大家會因此過著民不聊生的日子。於是乎，當社會出現經濟問題時，我就和大多數人一樣，覺得政府應該出面處理。面對不合理的物價，政府應該以公權力管制。對於本國的幼稚產業，政府應該用關稅政策加以保護，免於被外國財團欺凌。政府也應該訂定最低工資，保護弱勢族群免於被商人剝削。政府還應該創辦學校，確保教育的品質與學費。政府也應鉅細靡遺的建立各種環保法令及規章，確保我們生活的環境品質。我還相信政府應該推行各項福利政策，讓失業者有補助金，看病也不用錢。 透過「選擇的自由」的啟發，以及歷史和生活中的許多對照，我發現我上述的想法都錯的離譜。其中，最令我膽顫心驚的是，我自認為立意良善的觀念，事實上不但無益於弱勢族群，反而是大大幫助了利益團體來掠奪我們生活的資源，讓我們向下沉淪。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格魯曼先生應該多看看一切有關的要素，仔細評估他們的作用，可惜的是，顯然他沒有做到這點。因此，他要麼是個不學無術的糟糕透頂的經濟學家，要麼他就是個有某些政治動機的騙子。
凱恩斯真的「拯救了資本主義」？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保羅格魯曼，這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支持者，對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密爾頓弗裡德曼提出質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