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拯救銀行，要求銀行回饋當地經濟情有可原。但當跨國貸款銳減將有損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成長時，這些新興國家就有暴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因外資突然撤走後令這些國家難再融資，從而引發財政危機、貨幣貶值甚至國家破產的災難性後果，重蹈亞洲金融危機時泰國的命運。
三聚氰胺與「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反映的，其實是歷史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問題，當經濟周期陷入衰退，企業往往把資金逃往最後的投領地——金融市場，以對賭的方式維持其日益降低的利潤。經濟金融化所產生的效果是財富再分配，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位於經濟下游的工人、農民，相對於流動於全球的金融力量，討價還價的能力不斷下降。金融投資（機）本把生產利潤下降的負擔，以外判等方式轉移往低收入地區的低收入戶口，面對通脹和大企業壓價的壓力，一些低收入戶甚至以非法的手段，例如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以爭取較高的收入；正如金融市場操作中，投資銀行也會想方設法在法律範圍內外尋找致富之道。
。一般對這個議題不關心的德國人聽到「抗議全球化」這個陌生的專有名詞，直覺反應好像只剩下「喔，那群年輕人又要來鬧事了」。反全球化反了這麼多年，它基本上依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都會左派、以及學院裡秉持「反叛精神」（？）、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的識別標章；示威抗議當中追求公平正義的熱情，一旦出了這個狹小又嘈雜的圈子便會突然變得非常沒有感染力，以致無法撼動圍繞著尋常百姓的那個遲鈍的世界。據說「愚夫愚婦」需要啟蒙、需要教育，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啟蒙、教育進行了這麼多年，這群「無知」的人們始終沒有開竅，人數也似乎沒有變少--等待啟蒙的人果真笨到令人崩潰，於是「先知」們只能嘆口氣，繼續扮演在失望與挫折中堅定信仰的傳教士。
國際貨幣基金(IMF)已經提出警告，次貸問題所引發的信用緊縮效應將可能造成一兆美金的損失(詳見)，約莫台灣一年半的GDP總和。更糟糕的是這場席捲全球金融業的風暴，除了拖累各國經濟發展之外，現在還朝向糧食商品市場撲去(詳見)。金融危機已經讓人頭大了，再加上糧食危機，簡直就像雙颱效應，沒有人知道這場全球風暴最後究竟會讓大家付出多少代價。
在資本主義發達、全球化逐漸蔚為風潮之後，前述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似乎又有了嶄新的面向。在二十世紀下半，「武力」已經不是剝削者常用的工具；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的資訊與專業優勢。要在印尼設發電廠、要在沙烏地阿拉伯處理垃圾，不諮詢發電廠與垃圾處理的先進國家，要諮詢誰呢？於是，這些具資訊優勢的先進國，乃得以經濟顧問的名義，進駐落後國家，美其名為解救當地居民，實則嘉惠歐美母國。而實際推動這樣經濟諮詢的專家顧問，其實正扮演「經濟殺手」的角色。他們為歐美的大公司尋找對象、進駐評估、大力遊說，最後當然是完成一筆筆交易。而真正從這些交易受惠的，正是這些經濟先進國。相反的，落後國家的經濟，卻因為此類高度倚賴的「開發計畫」，而受到狙殺。」
美國與歐洲社會質疑全球化的聲音日漸高漲，除了向來反對全球化的人士之外，知名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也開始懷疑，全球勞力分工背後是否隱藏巨大成本，尤其以社會不公義為最，但倘若深究便可明瞭，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之所以持續擴大，主要影響因素在於科技日新月異，而非加速全球化。
西雅圖之役的訴求﹐有些是進步的﹐也有一些是明顯反動的。社會主義者應該重新思考反對全球化的理由。
面臨全球化、知識經濟、個人主義等三大轉變﹐歐洲中間偏左政權必須調整路線。雖然問題是全球的﹐但各國的背景不同，政策必須是在地的。不過，紀登斯指出第三條路的五個核心內容：政府改革、公民社會改革、經濟改革、社會福利改革、公共服務改革。
全球化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是可以透過社會中多數的場域得到具體的體現，而反全球化的出現事實上是伴隨全球化而出現，但這並不是全球化的反面，而應該被理解為落實全球化的其中一項全球性運動。而反全球化本身充其量是依靠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檢討來獲得能量，其動員及行動的邏輯卻是在全球化的概念之下。因此，全球化應作為一個理解當前世界運作的邏輯，而反全球化則是在這個邏輯之下的一項議題運作。
然而，依據阿帕杜萊觀點並進一步推論，「無疆界化」和「趨同化」只是一種「同質性幻覺」(illusion of homogenization)，它完全忽視了「差異化」(heterogenization)對全球趨勢的阻撓與挑戰，這意味著不能忽略想像對現實的虛構與扭曲所造成的現實性後果，亦即一種通過「同質想像」所產生的「同質幻覺」的後果。
皮翠拉並不認為全球化是大的欺負小的，強的欺負弱的，先進壓榨落後的是非黑白對立；而是一種更為複雜而持續綿延，在強弱大小之間，彼此鑲嵌、交互影響的辯證過程。
自上週入聯路跑開始，行政院新聞局在報紙各大版面刊登全版「台灣必須加入聯合國的十大理由」，並積極在各地宣傳。這十大理由涵蓋各個領域，包括經濟、金融、防毒、反恐、反貪污、衛生、防疫、航運、漁業、農業……等等，幾乎包山包海。的確，加入聯合國本來不僅僅只是圖個主權的虛名，但新聞局沒說清楚的是，這些「好處」除了不是入聯後自動就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是如宣傳中所說的那麼美好。
依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2003年春季在美國對伊拉克開戰之後所作的調查(針對20個國家的1萬6千人)，美國的國際形象已跌落自二戰以來的最低點。2006年該中心再做一次調查，發現向來「親美」的國家也開始對美國抱有惡感(註1)。然而，美國「國際流氓」的形象並非一時性的情緒反映，而是其來有自。被視為國際左派理論健將、美國紐約大學賓漢頓分校退休教授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為這種全球反美現象作出了精闢的理論分析。「(駁斥)新自由主義∕(反制)全球帝國主義∕(解構)美國政經霸權」是佩特拉斯全部理論的結構主軸。在他看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根本是鬼話連篇的漫天大謊，真相是：全球化不是別的，就是帝國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的全球化」。
據說，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小鎮。她有1,400個居民以及只有四個學生的高中，有雪山，有冰河層，有最好釣鱒魚的安靜小溪，以及森林。從前，其實它就是被伐木業層層剝削踐踏的小鎮，伐木公司進駐McCloud幾年後，砍光森林，謀取暴利，離開。亟待轉型的小鎮，又碰上了雀巢公司，居民想必感到有夠衰，雀巢公司用一種台灣人民也不會陌生的王永慶杯杯口吻說︰我會給你工作！(雖然都是很薪資很低的殺小工作，還不夠付密集工業污染後，治療癌症的錢)。
美元流向世界各地——資本流回華爾街的循環，使世界經濟在動態中維持了階段性平衡。但這種均衡秩序是以美國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為背景的。美國靠向全世界負債維持的平衡是非常脆弱的 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場貨幣當局的聯合「拯救」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市場動盪似乎有企穩之勢。但是，次貸影響究竟有多大，還需觀察事態進一步的變化。我們更關心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和對我們的警示。
左派與右派的論戰，有時讓我覺得這是場行銷戰。左派打著道德體操術，至少在全球化議題裡戰無不勝，但切缺真正解決問題的作法，這次法國青年抗議新就業法，其實就是可悲的兩敗俱傷：贏了左派的面子，卻失去解決就業的裡子。而右派（保守派）在這類議題上，雖然比較強調務實，但是其用詞卻容易讓人失去對未來與公平正義的憧憬。
在全球亂飆快速流動的資金、愈來愈複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泡沫推升中的巨大利潤趨力，都是讓危機不斷延後也不斷加深的未爆彈，加上各國政府的金融管理單位在新自由主義下，許多權力都被剝奪，掌控危機的能力愈來愈後知後覺，這次次級房貸風暴中，證明各國政府恍惚到失去應對能力，在各國央行砸大錢解決問題後，更需要的是對現有的全球金融市場進行總檢討了。
然而﹐貿易和全球化並不是問題所在﹔貿易規則以及全球化的條件才是關鍵。中印等國違反了貿易規則卻免受責罰﹐美國工人為此付出了不公平的代價。然而﹐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是受害者。那些相繼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跨國公司的大股東們、那些幫助他們的律師、華爾街金融企業以及高知專業人士都過得不錯。與此同時﹐美國國會(Congress)正為如何應對中國對上述這些人權益的威脅而爭論得不可開交。
一個和新自由主義有關的概念，且更常讓人不理解的是「華盛頓共識」，而這兩者都和全球化脫不了關係。所以先來作個小筆記，也提供諸君進一步討論的討論。
「新自由主義」大戰。
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建立，本來就是因應資本主義帶來的階級分化對統治正當性的挑戰，透過去商品化使政府獲得更多層面的支持，但去商品化的效果則是社會階層的再分化。而一旦全球化使市場趨於一致、勞動力與資本的流通更為迅速與擴大、傳統的福利制度也必須隨之調整，否則難以因應全球化帶來的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