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幻覺的軌跡在這次事件裡極其明顯。只要想到，國家與催眠師們，無論自稱執政或在野，如何不斷地從各種面向重新建構過去統治暴力的血腥歷史，卻又如何無比容忍今日國家治下的暴力機關遂行強制行為來服務統治集團的利益和便利，就知道他們對掌控集體秩序的興趣遠遠大於對任何壓迫問題的興趣；他們設定了所謂公共議題的優先順序，把與國家重疊的集體設想為唯一的集體，我們如何期待他們願意反對自己幻想中即將收編的暴力機關，或質疑暴力機關對那個集體裡微弱他者的壓迫？
而樂生僅是其中最極端的例子之一，保衛院區的院民們，抱著殘缺的身體堅持抵抗，他們的弱勢狀態如此可見，他們的弱勢處境卻又在社會裡不斷隱沒；作為一個相對顯著的議題，他們的存在更進一步證實了其他弱勢者的惡劣處境。我們所共同面對的，不是一個以弱勢階序成正比排列的抗爭環境；正好相反地，統治理性藉由強制的暴力抹消最弱勢的身體，這些行為所建構的，是連較強勢的身體處境都可藉此一併抹消的強固的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