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與右

表面上看，這兩種民主理念之爭儼然是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爭，前者著重於政治制度的安排，後者強調道德理想的彰顯。然而，實情顯非如此。因為隨著邊沁 (J. Bentham)與密爾(John S. Mill)之效益論(utilitarianism)學說的風行，自由主義與民主的政治平等觀念早已進行廣泛的結合。就此而言，自由主義至今仍是西方學界闡述政治平等學說之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傳統之一，其核心論據是政治平等原則符合於自由主義向來對個體理性、普遍自由、眾生平等與人性向善(cf. Gray, 1995: Introduction)等道德理念的闡揚。換言之，這兩種民主理念之爭實際上涉及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之爭。

要回答「是否存在正義戰爭」的問題，就必須首先下大功夫解決從道德視角討論和研究戰爭問題的正當性的問題。也就是說，首先要反駁現實主義的論證。《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副標題是「通過歷史實例的道德論證」，可以說是與現實主義的主張針鋒相對。沃爾澤在第一版序言中旗幟鮮明地宣稱自己「要為政治和道德理論收復研究正義戰爭理論的領地」，換言之，就是要恢復規範研究和道德話語在戰爭問題上的正當性。

海耶克的論述可歸納為五點：（一）在「無害」的前提下，不反對政府介入健康保險、（二）認為強迫保險「亦或有理」、（三）不同意單軌的國家保險計畫、（四）難以接受國家免費提供的健康服務、（五）甚至贊成政府採取津助與領導措施、（六）視政府介入健康保險所遭遇的主要問題在於採取的手段而不在於目的。前兩項屬於較高層面的「個人自由的抽象層面」，次三項則屬於較低層面的「政府財政的操作層面」。 在最後一項中，海耶克認為手段是政府介入健康保險所遭遇的主要問題，但他並沒說這只是操作層面而不是抽象層面的問題。但即使這樣解釋，底下的疑惑仍然存在：「海耶克何以在健康保險上會視手段重於目的？甚至同意政府以強制手段去推行亦有其理？」他於一九四四年發表《到奴役之路》一書，堅決地反對經濟計畫和政府規劃。那麼，到底是他的主張前後不一致，還是我們誤解了他的思想？

十五年前我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一書中談到，如果社會想要現代化，除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制之外，就別無選擇。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想要現代化，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建立讓民主和資本主義運作起來所必需的機制和政策，但是，沒有其他體制能夠產生更好的結果。 「歷史的終結」基本上是關於現代化的論述，有人把我的論文與美國總統布希的外交政策和美國戰略霸權聯繫起來。但是，認為我的觀點構成布希政府政策的知識根基的人，並未注意我從1992年以來，對民主和發展所持續發表的看法。 武力無法移植民主 布希總統最初把海珊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該政權被指稱與基地組織的聯繫，以及伊拉克違反人權和缺乏民主，作為入侵伊拉克的理由。2003年入侵後，前兩個理由不攻自破，布希政府就益發強調在伊拉克以及大中東地區的民主重要性，作為其行事的依據。 布希說，對自由和民主的欲求是普世的，不受文化的局限，而且美國將會致力於支援民主運動，「最終目標是在我們的世界結束專制」。2005年1月和12月期間，伊拉克選民手指上沾著墨水，在不同的選舉中排隊投票，黎巴嫩發生雪松革命，以及阿富汗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戰爭的支持者們看到這些，認為他們的觀點得到了確認。 這些事件確實令人鼓舞，充滿希望，但中東地區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在近期到中期，可能令人失望，而布希政府以此為中心的政策正走向悲慘的失敗。 想要生活在現代社會和擺脫專制的欲望，確是普世的，或者基本如此。每年，數以百萬計的人極力從發展中國家移居到發達國家，他們希望在那裡找到祖國所缺乏的政治穩定、工作機會、醫療及教育。 但是，這與普世地想要生活在自由社會是有所不同的。所謂自由社會，就是一種以個人自由和法治為特點的政治秩序。想要生活在自由社會的渴望是日積月累形成的，這常是成功現代化後的副產品。 而且，生活在現代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欲望，未必能轉變成實踐的能力。看來布希政府在後海珊時代的伊拉克對策上假定：一旦專制體制被剷除，社會就會轉變到民主和市場經濟條件，而不是一系列長時間費盡周折才能建立起來的複雜、相互依賴的制度。 早在建立自由民主社會之前，要有可以運轉的國家機制（德國和日本在二戰戰敗後並沒有喪失）。這在像伊拉克那樣的國家是不能被視為當然的。 歐盟符合世界樣貌 歷史的終結從來沒有與具體的美國社會和政治組織模式聯繫起來。俄裔法國哲學家柯傑夫啟迪了我的原始論點。我追循他的思想，相信歐盟要比現代美國更為精確地反映歷史終結時的世界樣貌。歐盟通過建立跨國的法治，試圖超越主權和大國政治，要比美國繼續信仰上帝、國家主權以及軍事實力更符合「後歷史」的世界。 最後，我從未把民主的推行與美國代理、美國行使軍力相聯繫。民主轉型，有賴想要民主的社會來驅動，這須有一定的制度，而且通常是個漫長的進程。 外部大國（例如美國）可通過自身作為政治上和經濟上成功社會的榜樣，對民主化進程中有所幫助；它們還可以提供資金、建議、技術援助，還可不時使用武力來促成這一進程。但是，強制性的政權改變從來就不是民主轉型的關鍵。 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Project Syndicate╱The American Interest 福山（Francis Fukuyama)

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解釋並拓展了對「歷史主義」的批判。「歷史主義」不僅通過傳播歷史的「解脫預期」用一種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總是可能助長暴力的）意識形態理由來裝點革命運動，而且從方法論原因來看也是不 可立足的。最後關係到的是一種形式的「整體論」，它把「全體的」集合概念（比如「社會」、「階級」或者「國家」等概念）如此對待，似乎它們要比只是出於舒適理由而選擇的對複雜的事實關係的縮略要來得多。這一行為把集合體當作一種能 夠有著一個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順序的東西來處理，必然會導致人們在政治中可能選擇一些似乎作為「整體社會的」、相互聯繫的問題解決辦法而出現的方法和思路。波普爾把這樣一種政治觀稱作為「烏托邦社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