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那些自覺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在對於自己認同的極其複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觀念清理的時候，也發現了在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中出場的諸種自由主義理論陳述中，具有無法完全相容的理論特徵。因此，繼「左派」與「右派」的第一次分化，接著發生了自由主義內部的第二次分化──傾向於「左派」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的學人與傾向於「右派」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學人之間，產生了又一個對詰的思想局面。
若要談社會保障制度，英國可算是不錯個案，說其不錯是因為英國既有悠久的社會保障歷史 (如1601年便推出 “濟貧法” ) ，兼且其中涉及的政治及意識形態討論實在廣闊，左、中、右俱全。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自我矛盾在於，一方面把自然環境當成虛構的商品加以市場化，一方面卻又透過政策干預與公共補貼的方式將全民資產轉移給私部門，而六輕用水的問題正是在這個脈絡下浮現。在六輕持續擴廠與增加產能，以及雲林沿海工業區仍持續開發的情形下，用水問題將越演越烈，對人們生存環境的威脅也越來越大。
在英文中，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代表兩個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和訴求的思想流派，且本來分屬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兩個不同的學科語境。由於它們都被翻譯成“新自由主義”，當前國內學術普遍在批判Neo-Liberalism時，導致批判本身的錯位和人們對New Liberalism的很大誤解。
誠如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 所言：對於歐洲國家而言，並沒有像英國這樣經歷過長期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政體的情況。不論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在英國是否造成了某些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確實撼動了英國社會。柴契爾正如多數的新自由主義論者一樣，並不是一個普通意涵上的保守派人士，在自由市場的旗幟下，她攻擊既存的體制與精英，同時她更進一步地推動其政策促成整個社會的變革（Giddens, 1998: ix）。
之二、之三、之四
一個和新自由主義有關的概念，且更常讓人不理解的是「華盛頓共識」，而這兩者都和全球化脫不了關係。所以先來作個小筆記，也提供諸君進一步討論的討論。
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冒起，與戰後二十多年間的社會運動氣氛有關，不管是法國的六八年學生運動，還是美國的反越戰及民權運動，都以爭取諸種自由，抵抗國家以及大企業，「自由」成為迷人的浪漫想像，當時，雖然自由與社會公義並沒有產生極大矛盾，但左翼運動亦無法把自由與社會公義的內在張力解開及超越，結果，右派便乘機奪取了「自由」的詮釋權。
「新自由主義」大戰。
在另類全球化運動、反戰運動、全球正義運動迅速發展的今天，革命左翼必須既堅決反對「機會主義」的路線，但又不能落入「宗派主義」：在群眾運動之中，革命左翼應廣泛聯合其他的社會運動者，與那些反對新自由主義、但不一定主張革命社會主義的左翼積極合作，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在選舉時期，是否應該建立起選舉聯盟（不論是短暫、鬆散的選舉聯盟，或是正式組黨），甚至與某些「紀錄不良」的前社會民主派（或社會民主派內的左翼）共同投入選舉，則必須仔細評估；另一方面，革命左翼不應只是高舉自己的革命綱領，卻坐視群眾運動的發展、以「純正」的社會主義小團體自詡。……革命左翼的國際主義如何繼續發展？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國際主義的視野與行動不僅是必需，甚至比以往更加重要。我們已經目睹許多國際網絡（工會、農民組織、各種NGO，乃至「世界社會論壇」）的形成，但國際革命左翼的交流溝通仍嫌欠缺，更談不上協調彼此的行動。這幾年的初步嘗試（如歐洲的反資本主義左翼〔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會議，與亞洲的亞太國際團結會議〔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Conference〕等，雖然規模尚小，但是必須繼續推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