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與右

界定知識分子的兩個要求 天星、皇后的抗爭亦指出這樣的一個矛盾現象﹕在一個缺乏公共空間的社會，香港的知識階層，無論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否，卻好像還不知道僅有的一片公共空間被奪去了。時代廣場的鬧劇揭發出香港所謂公共空間只不過是由財團操控的公共休憩用地而已，市民只能做一些靜態的活動，不能從事示威抗議等活動。在一個壓根兒沒有公共空間的社會裏，「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二字可以怎樣理解？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和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兩大類，Stuart Hall曾經解釋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項要求；其一是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at the forefront of intellectual theoretical work），其二是務必把自己的研究有效地傳遞到知識階層以外的人士。 Stuart Hall認為要同時滿足這兩項要求極為困難，他自己便未能做到，因為要滿足第二項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接上某種正在形成中的歷史性運動（in alignment with an emerging historical movement）。在香港，保育的課題在這幾年間已隱然成了一場歷史性運動，當中涉及公共空間、香港本土文化和意識、香港的社區網絡等相關的環節，極需香港的知識階層接上。不過葛蘭西的第一項要求必須同樣要滿足，獲取博士學位並不足夠，必須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重點可能不是「公共」二字，而是「知識分子」。

克里斯多夫說，如果選擇遠離民主，不再參與公共辯論，或者精確來說，不再討論真正對人民大眾有利的話題，只是在媒體上賣弄學問（以華麗而模糊的言詞包裝毫無意義的話語，逃避真正重要的公共政策辯論，耍花槍的談論著一些對社會變革毫無用處的話題，例如每天在台灣的政論節目上演的名嘴脫口秀），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遠離群眾，再沒有左派菁英份子替社會弱勢向統治階級索求保護，窮人被迫自生自滅）；再沒有右派菁英份子替中產階級向資本家爭取權利，避免被被剝削。看似對所有人開放的向上流動，其實只是菁英用來鞏固其階層的方法（因為，透過教育而向上流動者，將在過程中被同化，成為只關心自己權利的菁英份子）。

保羅．約翰遜引經據典地解剖了那些吾人心中的完人和大哲，包括盧梭、雪萊、馬克思、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沙特、喬姆斯基等人，發現他們虛偽、虛榮、傲慢、自私、易怒、貪婪、吝嗇、刻薄、粗暴、好色、偏執、頑固、說謊、自我中心、極度自戀、忘恩負義、言行不一、表裡不一、雙重標準、自欺欺人……幾乎人類所有的惡行劣跡全在他們身上出現。可是他們卻宣稱自己愛人類，宣稱他們要改造人類社會、造就幸福的烏托邦……。

「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葛蘭西，頁4)

有時很感慨，一堆讀書人，一天到晚談進步理論、談實踐、談文化霸權，但是最徹底實踐這些東西的人卻是菜市場、夜市擺攤的攤販老闆們。你們看看，人家在賣什麼，宣傳什麼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對於當下知識分子爭擁「左翼」的現象，布爾迪厄曾作過一個學理上的深透剖析：「知識分子喜歡把自己設想成為解放者，代表著進步力量」。因而，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左翼」幾乎就是個天然的褒義詞，如果不是「左翼」，甚至就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換言之，被劃為「右翼知識分子」的人很可能會被驅逐出文化生產場，無權染指作為知識分子形象中最美好的「堅強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