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有人是單純到只想聽取布爾迪厄的理論，但更多的，恐怕是為了親近某種看得見卻搆不著的社會戰鬥位置。這個理論導師與讀者奇特的緊張關係，我稱之為「布爾迪厄式的誘惑」。「布爾迪厄式的誘惑」的光明面在於，隨著社會運動的代代累積，相較於某些資本主義的傳統價值如「白手起家」「黑手變頭家」等，新一代的年輕人其實更受「參與真實社會改造」所吸引──一個「我長大要成為布爾迪厄」而不是「王永慶」的新時代已然來臨。
我們總以為對於個體間的了解越多，就表示對於個體間可以縮短距離，因此總是對於剛剛認識的人，便開始一樣一樣的探索，從星座、血型的個人資訊，一直挖到家庭關係、婚姻狀況，再甚者就開始尋問政黨和宗教，殊不知往往會造成許多尷尬，或是難以收拾的八卦話題，否則辦公室裡小團體的產生，就是對於某些個人因素的強烈排他性，不過這些個體上的差異點，大多和工作或是群體互動都是無關的因素，反而因為了解太多因而造成隔閡，失去原先看起來似乎是良好美意的出發點。
生活風格是指可以系統地代表一個階級或其中一部份成員的品味、信仰和習慣的總和。它包招了政治立場、哲學信仰、道德信念、美學偏好，乃至於飲食、服裝、文化和性行為等習慣。生活風格主要偏重於質的面向，相對於以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財貨數量來衡量的生活水準。在同樣的生活水準之下，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生活風格，也就是說，過去以數量化的財富區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今日的衡量標準將會加入外顯的生活風格這個因素。
在極度高壓的監獄生活中，受刑人還是試圖相互的教導與學習：因為當初抓來黑牢中的，有許多具有不同專業或思想立場的知識份子，因此不識字的教導識字者、熟悉馬列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想的也儘可能教導同牢房的成員。在這裡，我們能看見受囚者的意識，不斷抵抗著各種監獄教化機制的馴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