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景氣好時這些問題都不會存在，因為經濟狀況好，勞動市場需求大增，薪資水準自然水漲船高，多數勞工的薪水遠高於基本工資。各家公司除了薪資外，還要額外提供股票、交通補貼、教育訓練及保險等福利才能搶到所需的員工。此時基本工資對國內勞工受益有限，外籍勞工反而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造成我國聘用外勞的成本遠高於周邊鄰國。 相反的，待經濟反轉，公司定單大幅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也跟著下滑，加上關廠歇業的數量增加，勞動供給提升。根據供需法則，此時薪資水準理論上應向下調整，然由於基本工資的僵固性，導致廠商無法調降薪資，迫使其裁員因應。
…以他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摘要來看：「房市泡沫的破掉讓每一個以房貸購買資產的人遭受重大損失；這些損失讓許多金融機構承受太多債務、但卻只有過少的資本提供經濟所需要的信用；困境中的金融機構試圖要藉著銷售資產來增加資本以處理債務，但是卻造成資產價值貶值，金融機構資本損失更重。」他只花了七十個容易理解的英文字，就指出了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也因而讓描繪出可能的治療處方這件事情變成可能。
克魯曼教授在70年代末與80年代初，則以生產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性（即生產越多，產品的平均成本越低的情況），以及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分析模式，開發了許多新的貿易研究領域。例如：產品具有生產上的規模經濟特性時，銷售產品的市場規模愈大，生產產品的平均成本也將越低，因此愈早開發市場投入生產的廠商，也愈有生產上的比較優勢，即使其他國家的生產廠商更有生產技術的優勢，也將會因較晚投入市場的開發而無法獲得市場的先機；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分析模式，則提供了產品差異化的分析基礎，並得到市場的規模愈大，產品差異化的產品種類將愈多，因此透過國際貿易的運作，交易雙方國家的消費者將因此獲得更多品牌的相似產品消費，也就是說，國際貿易有利於增加消費者選擇產品的多樣化。
克魯曼1979年的論文，從規模報酬遞增及市場為獨佔競性競爭二點出發，說明產業內貿易何以十分活躍。同產業內，生產者為了顯示其產品與競爭者不同，在商標、設計、廣告及銷售通路、條件方面很可能不同，此應視為異質性商品，再加上各國所得差異及產品多樣化偏好，就會使產業內貿易擴大。
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曼，是個極愛「管閒事」的經濟學者，也是個直言無諱的小鋼炮。但他有一顆熾熱的心和一個出眾的頭腦，他從八年前開始每周為《紐約時報》寫兩篇專欄，幾乎篇篇痛批布希政府及共和黨，他的激進自由派色彩，以及具有深厚分析能力的文字，成為紐時最受歡迎的專欄。
凱氏身處大恐慌時代，亟思以非常簡單的言論見解呼籲政府增加公共支出，不得不立論精簡。而傅氏在恐慌過後，再以嚴謹論證批判凱氏論見之疏鬆，自然也有補足之功。與其說是學派歧見，倒不如說是凱、傅二人想要說服的對象不同、時機不同而已。爭到後來，其實是學派的徒子徒孫在爭而已矣。這些小磨擦，對凱氏傅氏等大師而言，卻是一羽難加。
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
至於擴大內需與全民退稅何者較能增加消費、創造就業，則需視如何用、由誰用而定。學理上的簡化分析，往往假定政府能夠有效率用錢，且認為政府支出效果直接；民間則因消費傾向低於一，以致刺激景氣效果打折。然而衡諸現實，擴大內需屢受質疑效果不彰，政府未能將錢用在刀口上，還不如還財於民；尤其協助中低所得者及弱勢團體脫離生活困境，依其偏好用錢增其福祉，不但合乎社會正義，且因消費傾向接近100%，採購又多屬勞力密集之國產民生用品，更能產生刺激景氣、增進就業功能。
成本效益經濟學的道德基礎，最近出現在一份重大報告中，那就是英國財政部的史登（Nicholas Stern）與同事合著的《論氣候變遷經濟學之史登評論》（簡稱《史登報告》）。《史登報告》把重心放在成本與效益的比較，並於結論中指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效益，遠大於除去這些氣體所花的成本。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後﹐現在有更多的國家走上了減稅和克制政府干預的道路。那麼他們在這條道路上進展怎樣﹐又成效如何﹖ 我今年在倫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發表了一篇題為《Big, Not Better﹖》的研究報告﹐回顧分析了2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在過去20年的表現。
那個經濟學家叫麥爾森(Roger Myerson)。演講標題：社會制度的基本理論。這位先生今年還不到六十，去年瑞典人頒給他一個獎，表彰他在「機制設計理論」上的貢獻。
請攜帶可魯與自備墨鏡。
現代的經濟粗糙的可分成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兩大學派。計畫經濟強調政府的角色，贊成政府以大量對公共建設的投資，來帶動經濟的繁榮，其代言人是赫赫有名的凱恩斯。以亞當史密斯為開山祖的自由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的干預應降到最低，讓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來自然繁榮經濟活動。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以為自由經濟的放任是不可思議的事。如果我們沒有大有為的政府來保護，那麼奸商豈不是能橫行無阻的欺騙人民？財團豈不是能為所欲為的壟斷市場，大家會因此過著民不聊生的日子。於是乎，當社會出現經濟問題時，我就和大多數人一樣，覺得政府應該出面處理。面對不合理的物價，政府應該以公權力管制。對於本國的幼稚產業，政府應該用關稅政策加以保護，免於被外國財團欺凌。政府也應該訂定最低工資，保護弱勢族群免於被商人剝削。政府還應該創辦學校，確保教育的品質與學費。政府也應鉅細靡遺的建立各種環保法令及規章，確保我們生活的環境品質。我還相信政府應該推行各項福利政策，讓失業者有補助金，看病也不用錢。 透過「選擇的自由」的啟發，以及歷史和生活中的許多對照，我發現我上述的想法都錯的離譜。其中，最令我膽顫心驚的是，我自認為立意良善的觀念，事實上不但無益於弱勢族群，反而是大大幫助了利益團體來掠奪我們生活的資源，讓我們向下沉淪。
可以預見，取代以往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政策、「隱藏的市場之手」和自由市場的「優越性」等等的讚歌的是即將出現的對這些思想，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雪崩般的批判。而凱恩斯主義或者新凱恩斯主義——由國家干預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案，也重新回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保羅‧克魯曼作為此方面領路人，比其他人更加突出。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上系統且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布希之流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他的新書繼續了這個工作，從對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的歷史進行回顧和調查，如他所見的，提供對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解答。
站在經濟學家的角度，我是贊成油價要回歸市場機制。回歸的部份有兩個：第一，油品價格應該浮動 ；第二，開放更多的公司進入煉油市場。
香港所奉行的是自由經濟，有讀過中4、中5程度的economics也會知道，「最低工資」在自由經濟體系裡是不可行的
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胸懷使命感的人們都勇於指出各種問題，並要求政府解決問題。「搶救國文」、「縮短英文的城鄉差距」、「拯救農業」、「改革健保」、「重建教育」、「避免亡國滅種的災難」等訴求，說者即使沒有言明，但其實都是一個個的政策建議。只是，不論怎麼初步的構想，如果我們要嚴肅看待這些政策建議，都應該經過以下幾個思考步驟。
有10個人每天到一間酒吧喝酒, 他們的帳單一共是$100. 很奇怪的, 他們決定依照他們付稅的方式來分攤他們的帳單
幾乎全是公立學校的小學教育，為什麼會幾乎把所有的經費都用在人事費上？人們比較容易想到的理由是，政府管制下包含退休金的教師薪資，遠高於同一位老師在私部門工作可得的薪資，這也是合格教師供過於求，流浪教師出現且繼續存在的原因。 另一個人們不易察覺的原因是公辦小學下學校規模的毫無彈性，在人口往都市移動和生育數減少的過程中，造成不但學校班級數和每班學生數持續減少，但是學校數目卻持續增加的現象。舉例而言，93學年度全國2614所小學中，有將近三分之一、共846所學校，每個年級只有1班。這類的學校中，全校學生數平均只有90.5人，每班學生數只有15.2人，生師比更只有8.8人。另外，還有429所學校，每個年級只有2班，這類學校的生師比也只有13.4。換言之，93學年度我國有48.8％，將近半數的公立小學，其規模在每個年級兩班以下。這樣的結構，人事費當然幾乎用掉了所有的教育經費。
平心而論，因為國外低廉勞動力、廉價商品、與資本移動所造成的工資停滯與失業問題，不只是台灣，也是其他先進國家近十幾年來必須處理的棘手問題。解決之道無他，就是趕快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力而已。但是這個關鍵議題，因為難以炒作，當然也不會成為選舉的關注焦點。舉例而言，不管是高等教育的持續改革，還是技職教育的新生再造，都在這次大選的議題中沒什麼重要性，但這其實才能真正讓台灣的下一世代有能力不受到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威脅。
對Amartya Sen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以下幾本書：《經濟發展與自由》、《倫理與經濟》。 至於 Martha Nussbuam目前有出版的中文書只有《逃避人性》和《善的脆弱性》（簡體），不過，真正談「能力進路」的則是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在資本主義發達、全球化逐漸蔚為風潮之後，前述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似乎又有了嶄新的面向。在二十世紀下半，「武力」已經不是剝削者常用的工具；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的資訊與專業優勢。要在印尼設發電廠、要在沙烏地阿拉伯處理垃圾，不諮詢發電廠與垃圾處理的先進國家，要諮詢誰呢？於是，這些具資訊優勢的先進國，乃得以經濟顧問的名義，進駐落後國家，美其名為解救當地居民，實則嘉惠歐美母國。而實際推動這樣經濟諮詢的專家顧問，其實正扮演「經濟殺手」的角色。他們為歐美的大公司尋找對象、進駐評估、大力遊說，最後當然是完成一筆筆交易。而真正從這些交易受惠的，正是這些經濟先進國。相反的，落後國家的經濟，卻因為此類高度倚賴的「開發計畫」，而受到狙殺。」
在全世界都競相進入全球化潮流的趨勢中，法國可說是唯一旗幟鮮明反全球化的國家，不僅對經濟的歐盟說不，對抗資方的罷工運動也屢見不鮮，因此，當法國中小企業雇主協會直指高中經濟學的教學充滿馬克斯主義意識形態，敵視企業主之後，一場有關教科書內容的辯論，就如火如荼的展開。 教育部長達可士目前已委託法蘭西學術院以經濟理論和社會組織著名的經濟學家蓋內里，主持負責審查經濟學教科書的內容並在2月4日任命十幾位教師和學術界人士以及企業界人士，啟動審查經濟學教科書內容的小組，在5月底前提出報告。 經濟學界與企業界緊張關係已有一段時間，經濟學教科書內容，定期由中小企業雇主協會提出質疑，認為內容不利於企業發展。2006年11月，協會甚至強調經濟教學被政治化，不給年輕人最起碼有關經濟、工作、甚至企業運作現實資訊，因此建議教育部重新檢視教科書。 高中經濟學課程中有關企業的篇章確實非常少，連三分之一都不到，有關經濟機制的描述，在高二，談企業界之前，有些教科書會以約30頁的篇幅來談工作的不穩定和失業問題，企業內部社會關係主要多在高三提到，但最常見的論述是經由社會衝突來建立，不同的教科書都強調社會衝突的價值，可改變受薪者困境。 有關市場運作的解釋，不是以房地產或是資訊市場等千百個俯拾可得的真正市場來說明，反而選了特殊的毒品市場為例，對於企業負面的觀點，還展現在登出諷刺企業家腦滿腸肥極盡剝削之能事的漫畫。 這些教科書也強調國家的角色，國家必須拯救市場失靈，所以會有教科書以將近70頁談國家的經濟角色，只有30頁談企業。 此外，由於認定教科書必須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教學工具，所以高一經濟學的內容居然以少數年輕人喜歡的紋身為主，還有家長的驚訝發現：「我女兒的老師要她訂閱非常批判市場經濟或世界金融的經濟報刊」。 督學讓帝安指出，「出版商尊重教育部制定的課程大綱，但市場競爭激烈，出版商會適應教師的需求，反映大部分教師的左派思想」。 近幾個月來，批評者越來越尖銳，《正面企業》協會批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教學，建議結合企業主一起寫教學大綱。負責反省改革教師行業的前社會黨總理賀加竟然以大災難來形容此學科的教學，因為對企業負面的看法多年來是經由國家教育傳達的。 賀加此言一出，其辦公室立即被教師的信件淹沒，但他進一步指出，被高中生對經濟的無知嚇到，他們的經濟觀點受抽象和教條主義所主導，「我們是歐洲唯一一個國家公眾行為嚴重的阻礙社會對話，主要是對事實缺乏集體意識，譬如，依賴國家的免費概念，法國民眾不認為所有的服務都是有代價的 」。 對經濟學教科書充斥意識形態的批判，引起出版商和教師自我辯護：經濟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教師可以有某一學派的主張，尤其，經濟科學是用來了解社會，教師的目標不是推廣經濟生活的主角，而是讓學生有科學的認知。 就在教育部試圖終止經濟學教科書的辯論時，歷史教科書是否也應做檢討的討論開始被端上檯面，因為法國的反美國、反自由主義也是國際知名。高三教科書，在專門討論美國超強權的脆弱時指出，「經濟自由主義有痛苦的後果」，解釋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發展，2003年出版高一的課本說，「美國已成為反霸權的國家和運動者的眾矢之的」，出版社還選擇登出激進改革群眾2001年在比利時示威的照片。 直到80年代中期，歷史教學充斥馬克思主義，面對蘇聯政權的問題，教科書完全不批判。而有關殖民主義的討論，也從不提積極面向，只強調最黑暗的情節。歷史學者列斐伏爾強調，歷史教科書只強調全球化的批評，反觀「中國，將變成強權國家」此類議題，教科書一點都不感興趣。
那時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 Hayek 時，隻字未提他在自由主義見解上的成就他是因為貨幣理論得獎，而那時跟他一起得獎的，搭配的是是一名極左派，得獎理由是因為推廣公平而得獎，事實上在那時背景，早就發生了石油危機， Hayek 拿獎，還得找一位左派的來中和他右派的色彩，並且對於其自由主義的看法隻字未提，支持自由主義，真的可以得到學術甜頭？
我常鼓吹完整的社會福利與進步的稅制不僅是社會正義所必須，而且不必然和競爭力矛盾。也寫過一些關於歐洲的文章。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著名經濟學家在幾天前的專欄也再度強調，老美喜歡說歐洲經濟不振，失業率又高，是一個過時的圖像。
討論也很精彩。
阿瑪蒂亞．森將發展視為「一種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過程」(註2)。他摒棄了那種把財富增長和福利增加視為發展的觀點，批判了單純把經濟增長直接等同於發展的觀點，而把發展定位於「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之能力」的追求和保障。
本文並不是要評論特定政見的好壞，要討論的是，做為一個選民，在決定要支持任何政見以前，最好要有心理準備，那就是：擁抱政策，必須先願意接受背後隱含的成本——雖然候選人通常不太願意告知選民這件事情。
如果自己享用的自己付錢, 那些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公共財」出現的可能將大幅降低。「公共財」是這個過程中被過度濫用的概念, 名義上每個人都可以享用, 但是對多數人而言, 根本一點價值都沒有。 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少數人透過特定的「民主程序」運作, 迫使多數人為他們付錢, 幾乎已經是民主政治下的常態了! 「公共電視」正是典型的例子! 許多突然冒出來的「古蹟」、「文化資產」也一樣! 前兩天的「眷村改建基金」與「眷村文化保存」正是剛出爐的案例。
一般所說的饑荒是指窮人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但實際上由於現實世界中並不存在「絕對不夠的食物」，所以客觀上並不存在因為食物不足而導致令人束手無策的饑荒。於是，饑荒之所以依然層出不窮，就不是食物本身的供給問題，而是人們行使換取這一供給的能力以及確保其支配之公平性的公共政策問題。這種權力的保障當然不可能依賴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自動的調節或安排，而是依賴政府的福利制度與社會保障，也就是通過公共政策以確保人們獲取「食物權」的機會。因此，解決饑荒與貧困問題，既不是供給也不是效用問題，而是權利保障問題。
很訝異Sen會被作者當成左派的經濟學者。Sen的倫理學式的研究其實可看做是在自由經濟下對於機會平等的補充，或是自由主義下對於個人生存基本權利的維護。
寇斯以整體社會資源運用或社會福利的角度，得出「害人者或使用者不一定須付費」，且說不定「受害者願意付費給使用者」，或者讓使用者減低傷害程度，或者讓使用者搬移致傷害消失的結果。其中的關鍵就是成本效益，或者總產量和邊際產量等的設算。問題是：誰最有資格來設算？答案應是：當事者自己。而一件事情的當事人是「兩方」，如何讓彼此真實地表現出自己內心深處的真正價值（或成本、效益）？標準答案就是競爭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