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昔日的「中產階級」既然因賤工而生、且在政治論述上長期避階級諱，則所謂的「中產階級」云云，不過是凌空一遊，充其量也只是所得相對優渥、學歷相對傲人的模糊群體而已。即便今天還想要繼續維持這個模糊的認同界線已經難上加難，然則自認中產階級者所願一搏的大概還是各顯神通地加入職業競爭、辦移民、幫小孩補英語、送子女出國等個人主義式的自力救濟。
對那些坐在代步車上一遇到訪客就熱情招呼的院民們來說，幾十年下來，樂生院已經是家了，而對整體台灣社會來說，樂生院將是一個反省與反思的機會。這個過往與未來的交會，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的轉型正義」，而唯有社會部門的持續眾聲喧嘩，才能使國家退讓，正義的曙光得以早日乍現。
好，那麼一旦這些手段和溝通都無效了呢？弱勢者該不該以「攻擊」的方式表達不滿？社會又允不允許弱勢者用「強硬」的手段進行抗爭？ 這其實是個嚴肅的問題，丟雞蛋只是跨界的第一步，是樂生運動的跨界，更是社會自己怎麼觀看樂生運動的挑戰。當弱勢者拿起「武器」，這個武器就算是溫和到不行的「雞蛋」，但這已經代表了弱勢者不只需要社會「同情」，因為弱勢者將用自己的力量挑戰整個國家機器時，這個社會必定有人理解，但也許更多人發現弱勢者的「行為」不再弱勢，自己無法再以高姿態同情、呵護的弱勢者，就變成他們口中的暴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