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與右

平心而論，因為國外低廉勞動力、廉價商品、與資本移動所造成的工資停滯與失業問題，不只是台灣，也是其他先進國家近十幾年來必須處理的棘手問題。解決之道無他，就是趕快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力而已。但是這個關鍵議題，因為難以炒作，當然也不會成為選舉的關注焦點。舉例而言，不管是高等教育的持續改革，還是技職教育的新生再造，都在這次大選的議題中沒什麼重要性，但這其實才能真正讓台灣的下一世代有能力不受到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威脅。

這些會去讀所謂「品質低劣」的大學的人，可能都有他們的考量在，為了文憑，為了光宗耀祖讀大學，為了單純的想讀書，這些都是有可能的理由，我們根本沒必要，也不需要那麼自以為是跟自大的覺得他們就是一定會被騙，讀出來之後只是拿到一張廢紙。因為如果你真的覺得這些文憑是廢紙，那到底就只是你個人的價值觀而已，你可以去告訴大家，你如何看待這些文憑，為什麼是廢紙，把這些你覺得有必要讓社會大眾知道的資訊公佈出來就好了，也沒必要去硬逼，讓有其他考量的學生讀不上大學。

那麼，這些「大學浮濫」導致「素質下降」的意見，到底在抱怨什麼？這些抱怨背後隱而未顯的其實是「某些人不應該也不值得念大學」的看法，才會有「六十八點五分也能錄取」的感嘆。問題是，為什麼考低分就不應該念大學？有人願意在沒有政府補貼之下，自己付錢念私立大學，其他人有什麼權力說三道四？ 當然，這種「某些不應該也不值得升學」的心態，並不只存在於社會「菁英」的思考中，也一直就存在於政府人力規劃的思維中。人力規劃的思維促成大學機會的管制，也存在於高中職分流教育的設計中。在這個思維之下，雖然大多數人都希望就讀大學，政策設計者仍然認為多數人不該念大學，大筆一揮就將七成（這幾年比例慢慢降至五成）的國中畢業生分配去念高職，將他們升普通大學的機會排除。

在大學擴張前的1985年，全體家庭中18-23歲人口上大學的比例是10.4%，所得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中，上大學的機率是16.1%，所得最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中，上大學的機率則只有3.4%，相差十二點七個百分點。大學擴張後的1998年，一般家庭中上大學的機率確實增加至24.2%，但是高所得家庭的機率增加至35.3%，低所得家庭的機率則增為16.7%，高、低所得家庭仍然相差十八點六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