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蘋果的緊密控制，聯合給予記者較大的主動空間，但聯合記者對於獨立進行調查式報導的可能性仍持保留態度。如果我們同意這個前提，也許調查報導的實踐問題不在於記者有沒有勇氣或能力，甚至不在於社方願不願意（比如聯合就鼓勵記者提「專題」），而在於記者的勞動本質—每日新聞採寫，擠壓了調查工作的現實。這種現實一方面表現在記者的勞動過程上，二方面表現在報紙的版面編排上。後者之於報社，就是要回答：長篇而無立即時效的調查報導，與每日新聞相較，孰輕孰重？對於日報而言，每日新聞的新聞價值可能更勝於調查報導。 但調查式報導並不與每日新聞絕緣，特別是記者長期在固定路線上的採寫新聞，日久就能摸出竅門，甚至能發掘太平表面下隱藏的弊病與問題，損及公平正義與社會良心。若記者有心，能振奮人心激起公民義憤的調查報導，就有實踐的可能。 但就算資深記者有心，還得視客觀條件支持與否，後者是本次調查的主要問題意識。以聯合為例，記者的待遇福利都在縮編，報社的控制強度日漸增加，記者的主動性相應弱化，並使資深記者難以為繼。蘋果更不待言：記者作為社內主管意志的延伸，主動性低至等同於熱菜用的「微波爐」。這些都是在固定的新聞想像與不斷的市場淘選機制中完成：即要做「讀者愛看的新聞」。
傳播學生鬥陣於這個暑假，歷時三個月，訪談了總共12+4位的蘋果與聯合記者，歡迎批評指教之。
然而，公平的深入報導社會爭議，針對重大社區和公共議題提供公民對話的論壇，也應是商業媒體必須履行的責任。但是不管是高雄拆銅像、還是樂生療養院拆遷，商業媒體的報導都只重視衝突場面，而喪失應有的社會公器角色。事實上，這些事件只是媒體報導下的冰山一角，台灣社會還有許多類似的重大社區與公共議題，卻只因為與選舉、統獨或藍綠無關，就被媒體漠視或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