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AC Nielsen出了一份關於「廣告」的新報告，他們從50個國家抽樣找了2萬5千名網路使用者，針對他們調查評比所有廣告的模式，包括店頭廣告、公車廣告、關鍵字廣告、報紙廣告、電視廣告、陳列式標頭廣告……。這次的研究，再次引出那個「9、7」的數字，也就是高達90%的網友會「聽朋友的買東西」，而70%的網友會聽「其他網友的正評」買東西。
你還沒用過 Facebook、Twitter…… 嗎？每筆140字，讓歐巴馬當選、戴爾電腦大賺、《敗犬女王》廣告滿檔，連74歲的傑克‧威爾許都寫下《愛上Twitter 的100個理由》。
常有人批評，聲稱政府介入與規範後，閱聽人無法得到他們想要的傳媒內容；政治理論家主張，自由傳媒是民主的要件。惟批評者的聲稱並不正確，理論家之說則有欠缺，不足以導引政策。本書作者是美國公法學權威之一，《傳媒、市場與民主》則是第一本結合法學、政治理論與經濟學的佳構，它展現了各種傳媒產品的特殊性質，說明依靠市場，無法滿足閱聽人的欲求。作者表明，不同的政治理論，對於什麼是好的新聞表現及好的傳媒政策，看法有別。作者推薦的是「複合民主」理論，我們選擇那一種理論，對於我們理解傳媒自由的內涵，意義重大。本書說理清晰分明、由近及遠，綜述一般理論與美國情境之後，再據以解析影視內容在國際貿易的實然及應然運作過程，最後闡明，何以在網際網路的年代，作者的識見依然相關，可以垂之久遠。
內製與外製有何不同？關鍵在於製作團隊的成員，大話團隊找資料的功力很強，這些都需要團隊默契、資料庫累積，以及全然自主的思考模式。製作政論節目很重要的是關鍵論述的「眉角」，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那個好看的有趣的「梗」，用老理論來說就是那個讓人印象深刻接受論述的「新聞鼻」，試問，如果《大話》改由王偉忠來製作會變成什麼樣貌？所以製作團隊與主持人、來賓，對於一個政論節目展演的內容影響缺一不可。 更重要的是，外製單位不受公司內部主管的干預，相較於部份電視台的內製節目來賓必須經主管核可，未來，當政論節目轉為內製時，初期當然還相敬如賓，時間久了，政府還是足以干預新聞部進一步來影響政論節目。
陸、結論 1. 野草莓運動是在台灣既有的社會運動、網路社運基礎上發展的學運，它在傳播上的新意在於：打造自己的媒體、建立公民的傳播體系，以此監督、澄清、補充、抗衡大眾媒體的報導，進行社會動員和理念傳播。 2. 野草莓運動以公民傳播體系為平台，迅速從蔓延到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甚至得到香港學生靜坐聲援；這顯示公民傳播體系已經能夠迅速、廣泛地傳播訊息，召喚志同道合者加入行動，並且爭取社會（至少是網友）注意和討論。 3. 然而，野草莓運動決策不甚流暢，也顯示公民傳播體系雖有助於訊息傳佈，但難以促成一群原本陌生的行動者快速建立默契、效率決策、明快應變。換言之，社會行動者的相知、默契、決策、應變需要長期培養，無法藉由公民傳播體系助其速成；但公民傳播體系，有助於成員相互聯繫，可以縮短默契和決策機制形成時間（只是野草莓運動時間太短，難以像部落客一樣發展出合作模式），假以時日仍有可觀。 4. 網路社運總是在既有基礎上更往前進。野草莓運動以Y!Live直播，連結既有的BBS、部落格、微網誌、共享書籤、公民媒體，將網路社運的科技運用推前一步，它所開創的模式可望成為未來網路社運的發展基礎，它的侷限也可望在未來的網路社運中獲得突破。
涵化理論主要探討電視和真實世界的關係，而大量研究電視媒體之社會影響的學術領域多為行銷學與態度改變研究。例如選民對候選人的看法如何、為何購買此一產品的原因等等，都涉及了民眾改變的面向與受影響的程度（Signorielli ＆ Morgan，1990：p17）。 涵化研究的另一個重點便是大眾媒體是如何扮演「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角色。電視主要的功能在於傳播社會的價值體系與標準，以維持現有（或主流）的社會行為模式，而非改變現存的階級體系。不同於其他的傳播媒體，電視的感官訴求與大眾化、普及化等特性，在涵化學者的眼中即是最佳的意識型態工具。透過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媒體工業流程與擬似個人化（pseudo-individualization）的掩飾之下，電視對那些只能以娛樂型式接受資訊的閱聽人而言，是一種新的、也是唯一的文化（翁秀琪，1996：p162-163） 在了解大眾媒體的影響是屬於長期、潛移默化的效果，其定位等同於學校、家庭、國家等社會化機制。尤其對在生理、心理與社會等層面尚未發展成熟的兒童來說，電視在現代的兒童世界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實不能忽略電視對孩童的影響力，因為這樣的效果並非立即、顯著的，唯有從小灌溉媒體識讀的養分，才能對不良的媒介因子產生免疫力。
“媒体信息传播效率高、覆盖面积大，在灾难救援中能够起到正面、积极的安抚作用，极大地降低幸存者和人们的恐惧焦虑情绪的独特作用，但目前不宜对灾难场面进行长时间滚动播出”。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医师赵丞智今天说。 赵丞智说，地震灾难心理救援中，媒体的首要作用是提供灾难破坏情况和救援进展信息，准确提供死亡和幸存者的数字和名单，避难场所和支持中心的位置、幸存者家人等信息，发布帮助受灾者与家人取得联系的渠道等内容。 研究和事实都证明，震后准确、及时的信息提供，可以大大降低幸存者和人们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只有真实的信息走在谣言的前面，才能让社会恐惧降到最低，更有利于救援效率的提高。 赵丞智认为，媒体在提供正面、积极的信息时，应避免成为后续的应激源。“媒体是把双刃剑，不成熟的媒体往往通过惨烈的、震人心魄的图片增加视觉冲击力，夸大灾难事件的恐怖性、可怕性和影响性，以达到抓取读者的目的”。而这种报道会给当事人和未经历灾难、关注灾难幸存者的读者造成新的应激源。 为此，他提出，媒体对特大灾难的救援场面最好采用间歇性播报形式，以便给关注灾难救援的读者心理缓冲和调整的机会；相关节目也不应在幼儿园、精神疾病机构播放。家长要限制青少年对这类节目的观看时间，以降低媒体对关注灾难的人和特殊人群的心理刺激，防止媒体带来的二次心理创伤。 赵丞智称，美国“九一一”灾难报道是失败的典型，“世界各大媒体滚动回放播出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景，结果使幸存者和当事人对灾难情景不断地重复体验，构成新一轮新的心理创伤性应激和不良暗示”。 他强调，灾难心理救援使用的策略和手段都不能违背的这一原则：不能对幸存者、其他人和社会构成新的伤害。媒体应当尽量传播对群体积极的、有建设性、增强信心的信息。“同一个灾难新闻特写图片，拍一个残肢断臂和拍一个救援人员与幸存者的手紧握、拥抱的画面，给幸存者和人们的感觉完全不同”。 “前者是可怕、无助、绝望的；后者是温暖、有信心、充满希望的”。正确发挥媒体的力量，提供积极、有利于增强幸存者生活希望和信心的信息是心理救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对于幸存者可以起到非常有效的心理干预作用。
台灣人天天受到政治影響，許多人以為投票便是政治參與，但事實上，即使我們有投票的權利，卻仍活在「媒體無政見／政策」的時空，說不定到馬英九卸任那一 天，恐怕還會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馬英九提出了什麼樣的政見，媒體一直讓我們處在「無知」的狀態，這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
民代為民喉舌，媒體報導值得報導的事實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這個職業的本質與本份，就好比盡力治好病人是醫生的本質與本份，如果醫生在基本的醫藥費外，要求患者多給點錢才願意治好你的病，豈不是是非顛倒？！ 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反應了對自我本質的背叛，另方面也展現出商品化的力量，在利益導向的市場驅力下，一切成了可販賣的商品。但這不全然是特定個人或組織的問 題，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制度與媒體制度提供了這種文化與事實滋長的空間，而當事人或整體社會又有多少反制的力量？其實，以置入性行銷來看，媒體人也不是 不清楚這樣的事實與壓力，對於政治與經濟的壓迫也十分不耐，但可惜的是，媒體人、媒體主管機關卻很少，或無力面對這樣的問題。
傳播學者管中祥撰文表示：仇恨與歧視性語言並不應僅侷限在傳統的「族群」定義，法國「新聞自由法」就將「種族、國籍、宗教、性別、性取傾向、身心障礙者」列為禁止歧視範疇，部分國家的反仇恨條例還擴及移民、年齡、職業、語言、外貌等面向。相較之下，（台灣）「通傳法草案」保障顯得較為狹隘。
2003年12月11 日，一群關心傳播權與媒體事務的非政府組織宣佈啟動《傳播權憲章》（Charter on Communication Rights），他們認為「傳播權」是一種基本人權，也是文化權利，社會及政府應該保障社會群體的言論自由，建立多元的媒體環境，強化公共媒體的功能，讓 不同的社會群體都能平等且無懼的表達意見。 顯然的，不只是台灣，還有許許多多的國家一樣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社會的弱勢者，不僅在政治經濟上受到壓迫，在意見的表達上，也一樣的受到壓迫，而壓迫的 來源，除了來自於國家與社會文化中的種種暴力，相對來看，也因為國家的社會及媒體政策，缺乏一套鼓勵或保障弱勢群體與文化的發言機制。然而，聖經告訴我們 「被壓迫者得自由，被虜者得釋放」，如何讓弱勢者能免於有形與無形壓迫，自由的表達自己的看法，學習更多的尊重與包容，恐怕是基督仍要努力的地方。
一天到底有多少個節目在電視上播出？ 答案是1,600個左右。 台灣究竟有多少個電視頻道？ 2005年頻道監播數量為64台，2006年新增高點電視、亞洲旅遊台、MOMO親子台、台灣藝術台、緯來兒童台、台灣音樂台、超視育樂台等頻道，加上東森新聞S台恢復監播，總數為71台。2007年至第三季為止68台。
NCCwatch 是學術性、公共性、獨立性、非營利、超黨派的網站，關注台灣的傳播政策與媒體議題，希望成為媒體公民行動與倡議討論的平台。
本站是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的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 ---- NCC Watch--跨越民主落差的實驗：傳播政策審議公民參與機制之制度化 ---- 的一部份。本站是學術性、公共性、獨立性、非營利、超黨派的網站，關注台灣的傳播政策與媒體議題，希望成為媒體公民行動與倡議討論的平台。未來在國科會補助結束後，本站仍將永續經營。 媒體公民行動網提供一個理性討論的平台，每個人的理性發言都具有討論的價值意義，因此越多人願意關心與瞭解與媒體傳播環境攸關的公共議題，越多人 勇於理性 發聲與積極行動，越能激盪出火花，也越可能讓台灣的媒體傳播環境步上正軌。身為公民的我們，遇到NCC表現不符合期待時，再加上長期對媒體表現的不滿，似 乎不能繼續只是停留在不滿而已，發聲、倡議、集思廣益，甚至行動，才有可能真正改善我們的媒體資訊傳播環境。 摘自 NCCwatch beta 關於本站
台灣有一個我每週準時收看的節目 - 超級星光大道。這個仿效美國American Idol的中文歌唱競賽節目，一直深受我們家人的喜愛。但隨著第一二季的節目進行，也讓一直是American Idol忠實觀眾的我，從台灣這個類似的節目中，看出台美文化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不只展現在超級星光大道的節目安排上，也巨體而微的凸顯出為什麼台灣社會如此混亂的原因。
夕陽西下 傳統報業危危顫顫 譴責血腥報導 政府做了什麼 刊登車禍血腥照 政府真無法可管 報業一家家熄燈 媒體寒冬來臨 閱讀習慣改變 傳統報業首當其衝 媒體陷入困境 政府責任在哪裡 為求銷售率 民眾亂爆媒體亂報 不敵環境變化 媒體寒冬持續蔓延 網路科技 報業無紙化時代將來臨 報業龍頭讀賣巨人 進洋基球場 日本報業居世界翹楚成功原因 有線電視與網路 衝擊傳統報業 報業財務不公開 資本難受監督 粥多僧少 傳播學生畢業路難找 政治經濟不穩 報業也拉警報
倪敏然上吊自殺後四星期，自殺死亡人數增加17%，其中以男性、上吊自殺者達成統計上的顯著增加
台灣缺乏完整與妥善規劃的傳播政策，造成市場小、媒體多的現象，在廣告沒有成長，市場競爭激烈的條件下，媒體應有的經營規模嚴重破碎，也難怪媒體經營者，如果沒有遠見，只得出此下策。不過，問題恐怕沒有這麼簡單，即使台灣節目單位的製作經費一樣也是一集四百萬，是不是就真的能作出「電視冠軍」呢？ 其實是未必的，節目製作除了受限於媒體環境及製作經費外，也和涉及到許許多多的文化元素。「電視冠軍」有個特點就是，看完之後，除了緊張刺激，你會對參賽者贊嘆不已，實在會太神奇了，怎麼會有人這麼對一件工作這麼專注與專業，願意投入這麼多的時間專研在一些未必會讓人賺大錢或功成名就的事業與興趣上，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讓日本有這樣的能人異士，容許他們如此「不務正業」？ 的確，日本特殊的otaku文化，對具有不同專長「職人」的尊重，不僅在台灣少見，也造就了「電視冠軍」的文化元素。也就是因為日本社會允許，甚至讚賞這些五花八門的專業者，因而使得「電視冠軍」有取之不盡的題材。相反的，如果在台灣，如果告訴人家，你的專長是吃拉麵、知道每家烘培坊的蛋榚有什麼樣的特色與差異，或者，你是個大胃王，你的肺活量超大，恐怕旁人除了奇怪的目光，還會質疑：這能當飯吃嗎？ 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沒有文化，而是台灣本地特有的文化質素並沒有充分融入在各類節目中，這對電視節目，甚至文化產業來說，顯然不是件好事。所幸，這兩年還是有許多用心的媒體工作者，走遍台灣大城小巷，找尋本地質樸、多樣的文化素材，融入到節目之中，這樣的努力，也許，未來真能作出台灣獨有的「電視冠軍」也說不定。
長期致力於少數族群運動，創立美國「全國彩虹聯盟」（National Rainbow Coalition）的Jackson牧師，在寫給FCC主席Kevin Martin 的信中強調，「少數族群缺乏廣播電台所有權，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民權議題之一」；同時， FCC長期忽視如何增加少數族群的媒體所有權的積極作為，媒體發言權已被少數人把持，因此，我們不能再這樣坐視下去！」FCC是NCC為師法對象，兩相對照，的確十分相近，兩地少數群體遭逢的困境，也一樣相似。當然，關心台灣媒體的我們一樣「不能再這樣坐視下去」！在「傳播通訊管理法草案」立法之際，民間社會需要有更積極的作為，表達我們對傳播政策的看法，要NCC把近用媒體的傳播權利還給我們，否則「媒體越大，民主越少」，媒體資本家將吞噬我們的民主與文化空間。
不容否認，陳啟禮的一生的確充滿「傳奇」，將其生平置於台灣歷史下解讀更具意義。他是過去軍情系統與黑幫政治的交會點，代表著威權時的荒謬政策與歷史悲劇，也反應了戒嚴期間統治集團的粗暴舉措，對異己的排斥，有更多的歷史事實需要進一步的探究與釐清。新聞媒體實在可以藉由陳先生的過逝，還原更多當時的歷史，反思威權政治下種種白色恐怕的不當舉措，反省過去，讓悲劇不在發生。媒體不思此道，藉此提供社會更多的反思，若不是因為沒有能力掌握事件的全貌與意義，那可能就是刻意剝奪觀眾知的權力。 事實 上，沒有什麼新聞是不能報導的，即使是「大哥」過逝也有其新聞價值與意義，問題在於，報導者的報導目的是為了獲得收視率，以滿足經營者的私利？或者，提供 社會上更多的正面價值？以及，報導的方式是要灑狗血，極盡煽情之能事？或者，提供更多的報導面向，讓社會得以多元反思？電子媒體大幅報導黑幫輓歌，未必會 增加半個百比分點的收視率，但卻可能引起社會的反感，這對收視逐漸下滑，公信力日漸下降的新聞台而言，實在是得不償失，黑幫輓歌不也對映出另類的媒體輓歌？
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便在於人民能了解公共事務的決策，進而參與公事務，能否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是重要關鍵。特別是專業性、爭議性的重大社會議題更是如此，例如，環保署的環評會議便屬此類。當政府越透明，政客越能上下其手的機會就越少，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也更大，而這通常也是政府不願公開資訊重要理由，因此，即使訂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國家，如美國、台灣，政府一樣會找到各式各樣的藉口與手段，限制記者採訪與人民知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