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轟拍小組的發生/過程，有點偶然；但是也有一些勞工運動長久累積的脈絡。如果不是那些歷史關係與運動的動態現狀，即便是偶然的發想，也很難真正的發生。但是，我今天要說的不是長遠的脈絡，而是這個「偶然發想」到底是怎麼開始想的。 2004年，我以一個初學紀錄片的三腳貓導演的魯莽企圖，進入台灣倉運聯，說要拍攝倉運聯的「紀錄片」。憑藉著過去勞工運動的戰友關係，他/她們幾乎完全不設防的讓我全都錄，但是大半年裡，我拍最多的是開會；無數冗長沉悶的會議，而那些會議的沉重感，讓我體會詮釋倉運聯這個組織的歷史/發展/現況，恐怕是我沒有能力的。 置身其中的秋月、阿賢等等其他人，他/她們會怎麼說倉運聯的歷史？（當時只是好奇自問而已，並沒有認真想誰的詮釋權等問題） 另一方面，因為倉運聯的核心幹部不算少，工會/工作/生活各面向，以我ㄧ個人邊在TIWA工作邊拍紀錄片的條件，怎麼想都是一個可怕的工程。所以偷懶的我就想：如果把攝影機交給他/她們呢？讓他/她們自己拍會怎樣？這個想像讓我覺得很興奮，ㄧ群貨櫃車司機/工會秘書玩攝影機自拍，超有實驗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