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經過這樣一趟發現之旅，你會擔心他不知道掌握自己生命的方向嗎？魁格是一個幸運的小孩。他生長在一片可以讓【解放兒童】這樣的運動滋長的土地上，他身邊有那麼多懷有善意的大人願意支持一個小孩實現夢想，包括他的父母、師長、人權工作者，以及一位知道怎麼寫一本書的作家。 在有經驗的協作者指導之下，《解放兒童》這本書的文字雖然質樸，說故事的技巧卻相當成熟，每一個探究童工處境的冒險故事，都有很好的場景鋪陳。戲劇化故事的呈現和敘述者對於故事的思考，有著細膩的平衡。創立【解放兒童】組織，是魁格「閱讀」世界的開始，而書寫他的經驗，則使得他的自我解放更加深刻。 對於困在填鴨教育和威權管教傳統中的台灣兒童來說，他們會有興趣閱讀這樣一本書嗎？他們會跟書中的南亞兒童一樣，認為小孩子不可能有能力當家作主嗎？他們會羨慕魁格的經歷嗎？還是他們連羨慕的想像力都匱乏了？對於他們焦慮緊張的父母來說，《解放兒童》這本書有可能提供一個思想鬆動的契機、有可能促使他們改變跟孩子相處之道嗎？ 夏日炎炎，閱讀《解放兒童》這本書，可以觸發活潑的頭腦體操，讓昏昏欲睡的心情免於向下沈淪。
因為太愛網路，所以不希望人們對它抱持過度樂觀的錯誤期許，及至希望破滅之後，反過頭來詆毀、否定、嘲諷它；這，正是我當時的心情。
話說回來，從來也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一般，在短短的數年間，許多新的理論被建立、被廣為流傳；然後被質疑、被摧毀，又從中生出新的趨勢與理論來。Web 2.0製造了更多資訊垃圾，但也多虧了網路的民主，我們才能發現這些虛偽背後的真相，所以，我還是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 「或許保羅．賽門說得沒錯。我們會走向 Web 2.0。 不管喜不喜歡。」
在女書店飄滿書香的空間裡，從容的笑容，始終綻在施叔青的臉上。當歲月的風霜從身上經過，這位堅持使命的作家，選擇以她的生命為曾經擁有過的生命歷程作豐富的歷史刻痕。無論寫實或虛構，那些吹拂經過她身上的風都沒有白費。化為筆下的，是我們見到努力不懈、誠實以對自我關照的作家施叔青。
回歸到這本書的書寫初衷，如果麥可魯漢提出「認識媒體」的口號乃是為提高人類對於媒體特質與影響的認識，進而減低媒體影響力，這似乎也表示他本人不樂意看到人類在媒體演化過程中的被動地位，企圖站在人類的立場進而發聲，試圖以「認識媒體」作為人類「化被動為主動」的一個開始。換句話說，麥可魯漢撰書的最終關懷，並非歌頌媒體的偉大，而是依然相信人類與媒體亙古交相互動下，透過人類的「媒體素養」的培養—亦即對媒體的再認識，進而提升人類使用媒體的自主性，用以減少媒體與人類之間產生的種種矛盾。不管媒體是否為人的延伸，麥克魯漢可能期許人類從「認識媒體」開始，試圖掌握媒體並予以行動。
事實上，所謂的控制，並不只在兩造發生衝突的個案上進行。或者說，每一個衝突個案只是其背後更大的勢力、組織或結構層次的互動下的結果之一。例如，書中提到著名的徐瑞希事件，是國民黨黨國體制與報業主之間侍從關係的寫照（頁161-162）；前屏東縣議長鄭太吉對記者的暴力相向，則是國民黨黨國體制「本土化」過程中，與地方非正式部門利益交換的副作用（頁117）。媒體是整體社會運作的一環，不同勢力對媒體的控制，也必須從社會各個部門之間，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關係動態來進行了解。《新》書雖然提及了這些背景，但是似乎並未將之整合在研究問題和研究架構之中。因此，在過渡到恰當的使用理論之前，我們需要有關社會的理論（theory of society），或至少是「媒體與社會」理論的探討，而且是兼顧歷史面向的探討。 另一方面，雖然記者是最後的壓力承受者，但是他們畢竟身處媒體組織內部，很多控制的作用，其實通常並不「直接」落在記者身上，而是經由媒體機構和組織中介的。國家或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最有效的手段其實並不一定是對於特定記者的檢查或壓迫，而是法令的管制、資源的分配，以及對管理階層人事的介入。在設定好整個媒體環境的條件下，沒有激烈或明顯的衝突個案發生，並不意味沒有控制在進行。反過來說，「平靜無事」的運作過程，顯示控制更為有效，因為記者已經接受或內化了這些控制。這一點同樣適用在報業主或是商業性的控制上，尤其是在威權政治勢力控制消退，市場因素崛起的當前台灣社會。舉凡媒體企業內部因為商業利益的考量，所形成對於新聞題材和報導方式的種種習慣，或是廣告主（甚至是掌控報紙流通的零售企業）對於特定新聞處理的意見和要求，都急需我們進行更多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因此，我們也需要批判性的「媒體產業」和「媒體組織」理論。
作者丹尼爾‧凱曼在德國也碰到媒體問到類似的問題。不用對話框並非史無前例，有些作家寫作也少用對話框，但並非說從頭到尾全無，《丈量世界》完全排除對話框的寫作方式，是作者特意設計，他這麼回答媒體：「我寫作時像個瘋狂的歷史學家。」
約莫是在我兒童的年紀，「電視兒童」成為一個流行術語。其現象的興起，除了電視普及化之外，也適逢台灣正邁入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時期，「家庭」逐漸進入一個雙薪的的結構，促使家庭活動大量由戶外轉為室內。很多時候，兒童不只是「電視的」，也是「鑰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