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工作者在拍攝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之前必須先去了解，在政經地位上台灣原住民族是非常獨殊與弱勢的族群，但在文化上卻又是非常多元與豐富的族群，非一般弱勢族群可以比擬。請容筆者在此引用許介鱗教授的「國際法與原住民族的權利」論文中對原住民族的定義：聯合國在處理有關原住民族歧視問題的特別報告中，將重點置於對原住民族的侵略和強調被殖民前即存在之歷史繼續性（先住性），而提出以下的定義。所謂原住民族係指，被侵略和殖民地化以前在其領域上擁有發展的社會，而在目前領域中不同於支配的社會或其一部分的其他階層者。他們在現時點上雖非統治階層，但有依其固有文化模式、社會制度及法律體系做為民族而存在的基礎，決意保全、發展其祖先的領域及種族認同，並將其傳承給將來的世代者。
我想最重要的是﹐不管你的創作意識是什麼﹐自己的作品為誰所利用？如何被利用（尤其在商業脈絡中）？可能是不宜再被輕忽的問題﹐因為一個不小心﹐就可能對紀錄者自己與被紀錄者造成傷害。在＜水蜜桃阿嬤＞事件中﹐我認為與其追究紀錄者是否惡意或影片是否政治正確﹐不如多去思考或檢討紀錄者與商業機制的合作出了什麼問題？有無以商業機密為名的不合理限制﹐或失控的過度操作在其中﹐導致創作者兩面不是人？我以為這是對紀錄片工作者或社會大眾更具參考價值的地方。
我肯定蔡先生提出的見解，也就是大部分紀錄片工作者多是超時工作的弱勢族群、勞動條件不佳的影像勞工。我也知道楊導演和蔡先生等人為著紀錄片工作者的權益發聲，這當然值得肯定。但我要提醒蔡先生不要多慮了，《水蜜桃阿嬤》這件事並無意推演成漢人紀錄片工作者與原住民族群的奇怪對立的。就事論事，原住民族的弱勢與紀錄片工作者的弱勢怎能相提並論！因為前者是國家暴力與強勢長期壓迫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後者多是因著理想而自願選擇的影像工作者，況且也有少數人得到豐厚的影片製作費用，已脫離影像勞工身分吧（在此不多談）！ 筆者在此呼籲與期待各領域的學者專家提出見解，讓紀錄片真實的走向改造社會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