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所發生的緬甸、西藏與四川災難的事件中，中國政府扮演的是「災難生產者」的重要角色。一方面，策略性的定義四川的「天災」為一種無法控制的世紀大悲劇，以此來引發我們對四川災民產生同情心；另一方面，中國以軍備支持緬甸獨裁政府並藉此來控制緬甸，造成緬甸無數民主鬥士的死亡以及獨裁政府對人民災難的無視與冷漠，同時以建設之名，血洗西藏。 這些被消音的災難，很不幸的，在政治利益的運作下，得不到「災難」的正當性，同時也得不到我們的同情。
這即是我們觀察的第二個焦點，為何部份媒體要刻意放大莊主秘失言的「政治效應」？這些媒體不但以「一人抵四傻」等等標題，意圖為某陣營止血，甚至在316遊行後一日，更將莊主秘個人言論作成頭版頭條，其淡化綠營逆轉勝大遊行帶給選情衝擊的操作手法昭然若揭。媒體淪落至此，正是其自我「工具化」的悲哀下場，也令台灣媒體的信任度即便降到谷底也無法自拔。說穿了，莊國榮只是部份媒體「圍魏救趙」的犧牲品，這些媒體那有什麼真正的「道德性」高度，是否他們都認同馬鶴淩先生的「道德形象」？
英文:(
音樂界大哥李宗盛，昨晚四強決戰時，悄悄在後台出現，鴨舌帽壓得低低的，手輕輕抵住下巴，全神貫注靜靜聆聽每個參賽者認真歌聲，並感受現場氣氛，他說：「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這些人還沒入行，還沒當歌手，就紅成這樣，相當光怪陸離。」 李宗盛和製作人王偉忠交情深厚，一通電話把他請到現場，原本邀他坐在評審席上為總決賽講評，但李宗盛說，這些年來大陸出現很多這樣的比賽，他從來不看，也不參加，因為王偉忠的面子，他特來頒獎，坐在後台看電視螢幕中台灣最火紅的賽事，前場幾乎沒人知情。 李宗盛說：「這節目我過去沒看過，正在努力進入狀況，我覺得，這些小朋友表現出色，努力展現各方面才華，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我所謂的光怪陸離，絕不是壞事，這個時代唱片圈的變化太大，已經到了只能唱戲不能搭台的狀況，能有這樣結合音樂、文化的事件發生，我覺得有趣。」 李宗盛開始覺得選秀比賽有趣，他說，每個參賽者唱歌，至少帶動了大家更去注意原唱者的魅力歌喉，至於事件能延燒多久？影響多久？他笑說：「一代一代能忘多快就多快吧，舊的人不去，怎會有新的人呢？」
階級衝突的上下翻轉。 在生活與理論的邊界遊行， 在感官和思考的縫隙靜坐。 這是一場流行文化正名運動， 各類生猛庶民文本全都出籠。 粉絲萬歲！ 以上新書推薦提詞 for 《The WOW Climax》 （by Henry Jenkins） 中文譯本由貓頭鷹出版了！ 摘自康河鴨部落格 http://blog.roodo.com/camduck/
黃浩榮認為新聞媒體事業作為準專家系統之知識特殊性比起醫療、法律、或是建築等高度專業領域，顯得較為普通，但是新聞媒體卻具有橫跨各種領域的必要，新聞從業人員也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並且經過長期的訓練與磨練，才能培養出新聞的敏銳度。儘管這種素養與敏銳度卻又遠不及社會中其他專家系統具有嚴格的審核標準。
A machine with a doll face mimics images on television screen in search of a satisfactory visage. Doll Face presents a visual account of desires misplaced and identities fractured by our technological extension into the future.
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指出，發達工業社會容易產生一種集體的意識，一種極度異化的的意識，高科技產物成了人類生活的靈魂，這是Marcuse所憂心的，他說：這是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一種比以前生活好很多的生活方式；但作為一種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礙著質的變化。[6]在其中存在著不合理中的合理性以及不自由中的自由，在富裕與自由掩蓋下的統治擴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領域，而使一切真正的對立一體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擇一致化，技術的合理性展現出它的政治特性，因為它變成更有效統治的得力工具，並創造出一個真正的極權領域，在此領域中，一切社會、精神和肉體都因此意識而恆久保衛這一領域。同樣的，新興科技的發展也正依附著人類不斷產生新的需要而前進， 當代工業社會是一個新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因為它成功地壓抑了這個社會的反對派和反對意見，壓抑了人們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從而使這個社會成了單向度的社會，使生活於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造成其極權性質的主要動力在於無孔不入的滲透，技術的進步使社會可以在富裕與舒適的生活水平上，讓人們滿足於現況與未來的夢想，而願意放棄自由的追求或說是根本就不知自己已喪失了自由，也對自己將付出的代價渾然不覺。就如同《美麗新世界》中，人類不必奮鬥、渴望、感受痛苦、做艱難的抉擇…，也同樣不必過著任何有關傳統的生活形式，也沒有人會緬懷這些。但在同時，人類的生物性已經消泯，人性已被更動，社會也成了非自然社會。 在Marcuse看來，要從這樣的社會中得到解放是極為困難的，由於人們批判、否定的內心能力喪失已久，美麗新世界中的人不知道自己不具人性，重要的是人們根本不在乎人性是不是存在，整個社會已沒有能力提出任何的反對力量，這是一個沒有反對意見的社會。在Marcuse是如此，更何況是在這資訊與科技爆炸的時代之中，能夠存在的反對想法可能更被視為離經叛道，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希望的弱勢群體也在現今同樣的集體意識中被「潛化」[7]了，即使是處在弱勢地位，心中所欲追求的，與一般群眾無異，更何況在強大科技力量之下，弱勢族群更是無力抵抗。此時，宣導成了最後的可能，社會學研究者肩負著「喚醒」的社會責任，
。舊有的社會是由團體、組織與社群聚集而成，但網絡社會卻是由點與點之間連結而構成。曼威·科司特認為，網絡社會對於製造、經驗、權力以及文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