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公訴罪」呢？我舉例子來說，像是我打破了你家的玻璃，不肯賠錢，你可以去告我，要我賠錢，還可以用刑法上的「毀損罪」告我，如果後來我們談好了，錢賠一賠沒事了，你就把「毀損罪」的告訴撤回來，這是「告訴乃論」；而如果是，我把你家的人殺掉了，就不能這樣，你不能跟法官說，「沒關係，我家人多，那麼多張嘴吃飯也很浪費，殺個一個兩個不用跟他計較的」，殺人罪就是「公訴罪」，你不跟我計較，檢察官要提起「公訴」、國家要介入，不是兩個人說一說就可以算了的。 「智財權公訴化」是很野蠻的條文，原本，把私權關係用刑法來規範，已經造成雙方當事人之間打官司上的不公平，讓被侵權的一方可以「以刑逼民」，逼侵權者就範，這等於是國家介入智慧商品的市場，讓「侵權」的成本提高，從而也使得智慧商品的價格可以上漲，這種用刑法來干預市場的行為，就連許多經濟與法律專家都強烈地批判；更何況是「公訴化」之後，國家可以主動地任意進行調查、搜索、起訴這些動作，造成智財權的恐怖氛圍。 「死後智財權保護期限」，一般被稱為「迪士尼條款」，美國要求著作人死後的著作物，仍然有智財權的存在，本來是50年，後來要求延長為70年，這赤裸裸的就是為了美國文化工業「迪士尼卡通」的原作者華德‧迪斯耐量身定製的，他死多久，「死後智財權保護期限」就要保障多久，這種擺明了為跨國文化工業服務的條款，也在美方的要求之內。 又像是「暫時性重製」，這指的是電腦之類的電子產品的運作，把數位內容載到記憶體的動作，對於操作電腦的人來說，這種動作根本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進行的；「暫時性重製」也被列入「重製」範圍之後；如果你光華商場去買一張盜版光碟回家看，本來只有製作盜版光碟的人有事，現在就連買的人、看的人都有事了，因為你把光碟一放進電腦、DVD播放機開始播放，你就已經開始「暫時性重製」了這片光碟。
老實說，本來對三立主播李晶玉訪問馬先生先是沒有多大期望，但猛然一瞧，還覺得不錯看！ 看來李主播是有用功，訪問的方式也比先前民視胡主播要強勢許多，言詞也犀利許多。雖然只是點到為止，馬也現出不悅，還可能動了肝火。以一個商業電視台有這樣的表現，雖然比不上英國的Hardtalk的主持人Stephen Sackur，但也算是不俗，比起那些見到馬就會驚叫的三立部分員工，實在出色太多！在李馬之間的言詞交鋒，顯然不像是全然套招的，所以筆者連重播也看了！
對我來說少了出現在首頁的期待，也比較難在首頁看到我喜歡的科技類文章，對於funP首頁的依賴也就漸漸變少了。我想對於第二階段的政治部落客們來說應該也是一樣的道理，當寫政治文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容易登上首頁的時候，多少也是有點沒勁吧！ 其實跳脫使用者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就像不紅的搖滾樂團一樣，先要有一小群死忠支持者，小有名氣之後曲風可能就轉向大眾口味。舊人自然離去，更多新人進來。否則網站永遠是一小撮人在玩，唱片永遠是一小撮人在買，豈不是作心酸的嘛！？ 但是老客戶也是一群為數不少的使用者，想要把他們留下來其實是需要靠Social Filtering（請參考我之前寫的文章）。不過在funP似乎沒有運作地很好，至於為什麼？就留到下一篇再聊吧，我累了，囧。 簡單來說，這一篇是討論為什麼「老鳥會想離開」，下一篇會討論為什麼「funP留不住老鳥」。
當環保新聞在各媒體幾乎失聲，我即使只是一個來自沒有收視率的電視台記者，但我還是沒有自廢武功的權利，因為我站在一個位置，是一個公共電視為環境保護信念而守持的位置，我們承載社會的公共價值．為了發出貓纜環評結構性問題的新聞，我可以一天打幾十幾通電話，在時間壓力下，接受受訪者的連串拒絕，或直接或幽微的告訴我、貓纜的議題太敏感，我沒有任何政治能力還要窮追猛打，不是台北市長郝龍斌口中的要用政治謀殺貓纜，我只是承載著社會大眾知的權益，盡力去達到我看不到的社會期待，這不是靠我一己之力做得到的．那是因為我在一個別人眼中，可以不顧收視率、做冷門新聞的公視記者，我的長官現在不用讓我口沫橫飛解釋、做這樣的新聞有多重要，因為環保，在公視，就是主．流．價．值．
在我們這個年代，情況有點不一樣。 這次的靜坐活動是在網路上發起的， 不同於其他的傳播媒介，網路上的動員根本不需要一個政黨的鎂光燈吸引力 、不需要成立電台的資本。透過前述關心特定公共議題的網路使用者，號召 一群人以行動支持某個議題，也不需要動員對某個政黨的支持。事情很簡單 ，幾個學者和學生號召網友去靜坐，然後關心這個議題的網友就去了。可能 有人支持這個議題，但是不支持這個形式；可能有人支持這個議題，但是認 為部分發起人的背景（例如李明璁在上次大選中的表態）會模糊焦點。可能 有人本來就支持民進黨，所以覺得根本沒差。可能有人不支持民進黨，但是 支持這個議題，並願意在活動與民進黨切割的前提下支持。也有人雖然支持 民進黨，但是拒絕讓政黨沾染訴求本身。等到走上街頭，可能有人覺得切割 得夠，有人覺得不夠。支持者之間已經為這些事情展開了論辯，但是他們也 都很清楚，彼此之所以聚集在一起，是因為議題，而不是政黨。跟政黨政治 的關係要如何劃得更清楚，在活動執行上要怎樣小心謹慎，是他們在表達對 議題支持的同時，必須注意的技術問題。 這一切都在網路上形成。活動的召集、活動路線的論辯、 社會力量的整合， 都在網路上漸漸成形。支持者的聲音是喧嚷的，在對議題的支持之外，還有 各種不同的思辯。比之當初您的支持者在大安森林公園揮舞國旗的造勢大會 ，這已經是一個從提議、動員到實踐，都完全不同的群眾活動。 這個活動是不是有些發起者支持過民進黨？是。 這個活動是否有參與者支持 過民進黨？是。他們下次選舉是不是還會投給民進黨？我想有的人（我無法 確知比例）是。但是，這是一個人口組成多元、並且從一開始就不受政黨框 限的活動。您可能無法理解這種群體的形成，您可能無法想像不經政黨組織 動員的活動，因此，您無法考慮我這種人存在的可能性。 這一切的一切，都可能，至少部分地，來自一個簡單的、 你我之間的差異。 我是鄉民，您不是。 如果您甚至不知道什麼是「鄉民」，那請您留意這個詞語。 這一群人，可能 正在改變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的政治與社會實踐地景。 鄉民可能是民進黨支持者，可能是國民黨支持者， 可能是無政府主義者。鄉 民可能是統派、是獨派。鄉民可能是保守派、也可能是自由派。鄉民可能什 麼派都沒有。鄉民可能是戴金邊眼鏡搭電車的文員，也可能是帶扳手踢足球 的汽車維修員。鄉民不是一個整體，但是在無邊無際的網路上，他們之中的 某些人可以不分黨派、不分性別、不分社會位置地集結成針對某個議題而存 在的群體。甚至同時形成分據正反兩方的兩個群體。 這是我這個世代、我這種人，每天生活、論辯、 參與公共行動的方式。
台灣於1987年政治解嚴後，隨之而來的媒體解禁、電波開放，形成一片百花齊放的景象。然而媒體數量由少變多，卻並未促成內容的多元化。郭志榮即有感而發地表示：「從中天轉到TVBS，不管中間是哪一台，新聞都是一樣的。」在看似開放的競爭體系底下，存在的卻是封閉的商業化單一價值取向。更可怕的是，郭志榮續道：「我們在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常常是透過媒體在看。」當媒體以無孔不入的姿態侵占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接觸外界最主要的窗口，自然也在無形中建構了真實世界本身。因此，「媒體有拍到的才存在，媒體沒拍到的，那當然就不存在。」
我挺喜歡看公共電視的，尤其是「人生劇展」系列與最近重播的「我在墾丁天氣晴」。 但我很不喜歡公視的「獨立特派員」與「我們的島」這些類似新聞紀錄片的節目。 為何？ 因為這些節目充滿煽情而無知的膚淺評論或言論，尤其是那些未經深思的偏左派觀點，更是讓人受不了。不過我或多或少都會看一下。 不過公視有關休閒農場商業化的報導評論，就真是無知錯誤到讓我按奈不住！
然而，在商業媒體當道，影視文化衰退，媒體公共責任漸失的現在，類似「廣電基金」要求商業媒體負擔公共責任的法定機制，仍有其存在的必要與價值，但重點在於如何讓機構經費專款專用、組織獨立自主、財務與決策公開透明。 雖 然有人主張應該降低媒體稅責、減輕公共義務，如此才能鼓勵投資，刺激影視產業發展，但事實上，1997年美國數位電視公共利益與義務總統諮詢委員會報告中 卻指出，徵收媒體營業額是促進數位時代媒體公益的作法，就如同「汙染者付費」的原則，要求企業負擔公共責任，特別是數位時代已進入德國社會學家Beck強 調的「風險社會」，各種貶抑人權、散播仇恨的內容充斥，已如同媒體公害侵蝕社會的立基，更需一種結構性引導措施。
－《中國時報》，為什麼仍會走到今天這種境地？熟令致之？ 原因，是多重的。有人大聲地問，為何「每次失去工作的人，都不是決策者，把公司搞砸搞爛的人從來不必負責」，這是氣話，但情有可原；但是，這種氣話，卻也點出一個本質性的問題關鍵，即：「把公司搞砸搞爛」恐是結果，而非原因，這個原因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評估、決策、執行到回饋系統，環環相扣，錯錯相循，而在這個錯綜複雜的循環過程中，其實最核心就是「人」出了問題。 與其追究為何「把公司搞砸搞爛的人」從來不必負責，不如仔細思量為何這些「把公司搞砸搞爛的人」，竟然可以步步高昇、躍為決策的核心？劣幣逐良弊，始終是「人」的問題的重中之重；一個沒有能力的部屬，會想盡辦法用數字魔術讓企業主攪混什麼是劣幣、什麼是良幣，而一個只會玩權力恐怖平衡、無法分辦良劣的企業主，最終也只可能面臨一再失敗與痛苦的抉擇。 在政治學上有兩句話，大概可以形容目前中時的情況。第一句話是，「看他用什麼人，就知道他想作什麼事，以及可以作出什麼事」；第二句話是，「圈子愈小，權力愈大」，當然，圈子愈小，資訊壟斷也就愈窄，在一個公司裡，「誰知道了什麼、誰不可以知道什麼」的資訊壟斷，決定了權力的大小，而權力決定了資源的分配與運用。 中時的興衰浮沉，幾乎就是台灣社會的小縮影。有人恨之欲其死，自然幸災樂禍，有人愛之欲其生，為今天這種結果應到痛苦難安，這些都是人性之常。當然，要求那些即將喪失生計的中時員工，要做到「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確實不容易。 我相信，應該沒有任何一位中時人願意「把公司搞砸搞爛」，而是整個與「人」有關的制度出了大問題。跨平台媒體資源的統合運用、成本的精打細算，甚至錙銖必較，都是小枝小節，無關宏局，如果把中時看成是一隻大象，則要大象翻身，靠的絕非蠻力，或希望大象瘦身，而是要借助一群能與時俱進、熱情、專業，具有恢宏格局與視野的「人才」，來幫助大象翻身。 馬英九說他要的治國人才是「德重於才」，中時何獨不然？ 中時能否起死回生、甚至振衰起敝？這涉及組織結構的調整、資源的運用，當然，最關鍵的真的是「人」的素質。我始終認為，從事媒體，不同於一般單純以營利為主的企業，它是一種「more than a job 」的行業；專業，當然重要，但在專業之上，更要有熱情、理想與視野，找到對的人，才能做出對的事。 我內心衷心期待，在可見的未來，中時能走過幽谷，重現令人敬重的媒體風華。
大約十年前吧 第九屆金曲獎頒獎典禮之後，新聞局辦了個小型座談會 約了參展的幾家唱片公司與新聞局及承辦的TVBS代表討論一些議題 我印象中，當時有幾項議題討論最熱烈 有兩項與今年的金曲獎有關 第一件是流行及非流行類獎項是否分開舉辦 第二件是(方言)類歌曲獎項的名稱問題
在最近所發生的緬甸、西藏與四川災難的事件中，中國政府扮演的是「災難生產者」的重要角色。一方面，策略性的定義四川的「天災」為一種無法控制的世紀大悲劇，以此來引發我們對四川災民產生同情心；另一方面，中國以軍備支持緬甸獨裁政府並藉此來控制緬甸，造成緬甸無數民主鬥士的死亡以及獨裁政府對人民災難的無視與冷漠，同時以建設之名，血洗西藏。 這些被消音的災難，很不幸的，在政治利益的運作下，得不到「災難」的正當性，同時也得不到我們的同情。
瓊斯牧師批評花花公子營銷戰略的"長期目標"是要孩子盡早接受花花公子是適合孩子使用的"友善的品牌"，這樣，他們長大後可能會更早接受花花公子的色情商品。 他稱這樣的營銷戰略是"嚴重的不負責任"，只顧賺錢、不計後果。 瓊斯牧師說，這等同於"有體制地培育兒童"，使他們成為色情工業的消費者。他說，花花公子的做法雖然不是"直接的"，但也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有預謀的邪惡之舉"，必須加以抵制。 但是，花花公子的發言人說，他們的產品針對的是年齡在18-34歲之間的消費者，他們既沒有授權、也沒有批准自己的文具擺放在卡通品牌旁邊。 花花公子表示，將立即對這種做法展開檢查。
選舉已經結束了，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也已經卸任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將轉移到新任馬總統與新內閣的施政上面，至於陳水扁前總統的官司自然有他、馬總統還有司法機關彼此之間的難解的習題，這的確也是一個追新聞的好目標，也會是人民關注的議題之一。 但是陳幸妤呢？一位卸任元首的女兒，三個小孩的母親，父母先生岳父母全家都陷入各種不同的官司和案件中，社會形象也受到嚴重影響，最慘的結果是陳幸妤必須在沒有任何親人的援助之下把三個小孩帶大，為什麼媒體還要去干擾她的生活呢？
近年來，網路普及、部落格崛起、照相手機風行，許多公民運用這些工具成為新型記者。當重大突發事件爆發（如華航客機在日本爆炸、四川大地震），大眾媒體主要畫面往往不是傳統記者拍攝的，而是現場目擊的「公民記者」提供的；許多大眾媒體，如台灣的公共電視，更提供固定時段播放「公民記者」自製的新聞。然而，公視新聞部經理何國華的研究卻顯示：傳統媒體編採人員大多認為「公民記者」會降低新聞專業水準。
（中央社台北二十五日電）英國研究人員指稱，應該鼓勵孩童多多傳簡訊，因為傳簡訊能讓小孩更聰明，提升讀寫能力。英國威爾斯大學語言學榮譽教授克里斯塔認為，頻頻傳簡訊有助改善小孩的讀寫能力，因為傳簡訊需要使用充滿想像力的縮略語。 據倫敦「泰晤士報」報導，各界擔心簡訊的不拘形式和使用縮略語，兆示揚棄傳統文法，但最新研究發現與各界的憂慮成明顯對比。報導引述克里斯塔表示，「人們一直在使用縮略語，寫簡訊時實際上使用得並不多，但當他們如此做時，他們以嶄新、嬉戲和充滿想像力方式使用，這對讀寫有利。」 克里斯塔將在新書「Txtng: The Gr8 Db8」闡述他的觀點。 報導稱，在「英國發展心理學期刊」預定披露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要求八十八名十到十二歲孩童為各種社交情況撰寫簡訊。 英國柯芬特里大學心理學高級講師普勒斯特女士及其同僚發現，使用「簡訊體」--例如以縮略語「2nite」代表「tonight」（今晚），與字詞閱讀、語彙和語音意識有正面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