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民主就是勞工要參與企業的經營與管理。 1996年一月，電信三法修法過程中，工會的「產業民主」 訴求變成爭執的焦點。一般人認為工會應該要求的是勞工權益 ，為什麼提出產業民主呢? 原來，勞工並不想只拿一筆錢落跑。他們將青春投資於此 ，就是要積極參與，分攤企業的成敗。工會的訴求由對立轉為 參與，是工運的一大躍進。可惜政府官員心態保守，無法接受 新觀念，堅持不讓勞工參與，硬要逼他們抗爭。 電信自主工會要求董事會中有1/3﹝後來協商成1/5﹞的工 會代表，這就是要求經營決策的民主化。民主就要有制衡，董 事會中的工會席次雖是少數，沒有主導權，卻可促使經營透明 化，減少弊端，避免不必要的勞資衝突。 除了董事會層次的「參與經營」外，產業民主還包括廠場 層次的「參與管理」，即賦與工會對與勞工權益有關的不同事 務有資訊權、諮商權及共同決定權。
到17號深夜，一個人在大陸的朋友寄了這篇文章給我，半夜三更裡，我一口氣讀完了，看得我既毛骨悚然、又激動不已。《零八憲章》不見得是什麼偉大的創新的革命文件，甚至可說大致是奮鬥了幾百年的西方民主法治的簡單摘錄罷了；而原作者唐小昭，也不是個參與過任何民主運動的異議人士，我猜她恐怕和任何抬面上或私底下的團體也沒有直接關係。但就連這樣一個貌似平凡的來自四川、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女子，就在自發性的上網簽署了《零八憲章》並接受過華盛頓郵報的採訪後，也被警察正經八百的請去「喝茶」–也就是進行審訊。
唯一應該提問的是︰這波學運能帶給他們自己以及台灣社會多少進步的空間？1960年代席捲全球的學生運動，以豐富的進步價值和激越的群眾行動，重擊了在繁榮表象下不斷滋生腐敗與不公的資本主義體制，挑戰了陳舊保守的成人世界，其餘威至今依舊存留。十八年前的臺灣野百合，其實僅是撿起了民主運動長久以來的口號，當年的學生豈有比社會進步多少？2008年這場其實不「野」，也並不「草莓」的學運，將給社會留下什麼，讓我們睜大眼睛瞧。
坦白說，如果在二年前，我會對此感到異常的憤怒，毫不猶豫地走到街頭上去示威抗議，但現在我要很不客氣的說，造成今天這種結果，是綠營支持者自作自受，怨不得別人。
我國的法律多半是繼受而來，因此在修法時，以比較法做為借鏡是經常可以看到的。本文基於此目的，便先以扼要之方式，介紹美、英、日、德等國集會遊行法之規定，也可藉此對照我國集會遊行法之規定是否不合時宜而需要改進，作為修法時可參照之處。
民進黨還小的時候，常常上街頭，那時，被打被沖水被抬走被起訴都是光榮的，三台兩報狗嘴吐不出個屁，除了暴民還是暴民。這些媒體稱作暴民的人，自己人，常稱他們為衝組。
是的，就在今天凌晨，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的靜坐區，再度在當權派（國親，或者根本就是親民黨黨棍）與幫派的合作下得到「完好」的控制。
台灣政治的紛亂，光是求取虛浮的象徵平衡或不藍不綠並無法解決，唯有直接賦權給實現普遍價值的可能性，從最基本的政治態度開始重建，才能確切地跳脫政治對立惡鬥。
當不雅的詞彙再次佔據選台灣舉舞台的時刻，我們能否捫心自問，我們對民主政治的想像與視野，難道只能框限在政客劣質的語言魔障中，永遠跳脫不出來？
在謝紅梅的故事中，我看到台灣的「自由民主憲政」體制，怎樣讓這個努力要做台灣人的新移民，從期待、努力、奮鬥、挫折，到近乎全然失望。當我們的憲法理論實務，欠缺對「平等公民權」之理解時，所造成的就是國民的疏離。憲法本來應該要作為多元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但一部排他又分級的憲法，又豈能發揮這種整合作用？一旦「他們」發現國家沒有把他們當作「自己人」，我們又怎能期待他們衷心地認同甚至熱愛這個國家？ 國家在要求人家愛國之前，得先問問自己值不值得愛。
曾經奮不顧身熱情投入民主改革的台灣人，對當今的公共政治卻越來越冷感。當今全球經濟轉型下的台灣在處境上有巨大變化，正需要有視野的領導者，需要大眾一齊投入智慧和心力，然而，主導公共政策和資源分配的藍綠兩黨除了不斷鬥嘴相互割喉之外，對現實中需要深入考量斟酌的公共性議題缺乏回應能力。
行政院計畫將中正紀念堂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並拆除現有圍牆。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李廣均昨日表示，他贊成拆除圍牆，但反對以粗暴方式執行，若執政黨未經社會討論執意拆牆，他將發起全民「保存圍牆磚瓦」運動，藉著保留殘磚碎瓦，憑弔台灣轉型的粗劣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