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曼一向悲觀的預測背後都隱藏一個目的，就是要凸顯政府角色的重要，這是受到他心中那把熊熊的大政府主義的烈火所影響。克魯曼一生最痛恨「供給派經濟學」的減稅政策，原因是減稅會使政府的權力縮小。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後﹐現在有更多的國家走上了減稅和克制政府干預的道路。那麼他們在這條道路上進展怎樣﹐又成效如何﹖ 我今年在倫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發表了一篇題為《Big, Not Better﹖》的研究報告﹐回顧分析了2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在過去20年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