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玄內閣甫上任，就因為油價解凍、綠卡、學費調漲、擴大內需等風波，造成民怨四起、政局動盪。輿論的諍言，多半強調，這個博士內閣充滿菁英心態、忽視基層心聲、缺乏溝通的技巧與誠意。
有趣的是，劉兆玄是個聰明絕頂、政治操守上可以期待的人。清大前校長徐遐生，世界頂尖的天文物理學家，曾經說過，劉兆玄是他在台灣遇過最聰明的人。熟悉台灣政情的人多半也會同意，當年國民黨如果能夠採納劉兆玄所代表的改革派建言，二○○○年跟二○○四年大選結果可能已經改寫。
其實，這個從政資歷豐富、包袱不多的聰明院長所領導的博士內閣，上任後一連串的左支右絀，反映的是更為深層的治理危機。這裡的關鍵字，弔詭地，正是八年前劉兆玄從國民黨政府卸任，回清大任教時協助推動的一個新興學科：科技與社會！
劉兆玄跟他的許多博士閣員，成長過程所接受的「政治教育」，基本上是啟蒙運動以來，源自科技的權威而衍生的一套「專家政治」的思維與運作模式。
在專家政治中，「科學」跟「政治」是兩個明確不容僭越的範疇，也是打造合理社會所必須堅持的分際。民選的政治菁英在推動重大公共建設時，科技社群所提供的專業知識與方案，不但是決策的重要依據，更賦予政治人物所需的正當性。更進一步，大眾基本上是欠缺知識、不理性、而需要被教育的。這也是為何，涉及複雜專業問題的公共政策一旦發生爭議時，這種思維模式總是強調，要「超越民粹」，尊重科技專業，藉以在紛擾的社會利益糾葛中尋求理性的仲裁。最近台大校長在各界壓力下，依然理直氣壯地堅持調漲學費，多少也反映了此種思維精神：捍衛專業權威，勇於向政治說真話。
問題是，當代先進國家的政治實踐，已經逐漸揚棄此一問題重重、無力化解爭議的思維模式，轉而採取新的「科技統理」（scientific governance）的理念與作法。理由很簡單。
隨著新興科技的發展、全球化層出不窮的挑戰、以及民主的力量不斷穿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類似核能電廠、蘇花高、樂生療養院、水庫、煉鋼廠…等科技爭議，已經成為最具爆炸性的公共政策爭議。如何在追求經濟和科技發展同時，捍衛環境與社會正義，尊重在地住民所欲追尋的價值，納入公眾的參與，才是有效推動公共政策與社會發展所必須克服的嚴厲挑戰。
劉兆玄以降整個世代的科技菁英，可能沒有意識到，科技所鑲嵌的脈絡，已經是一個充滿著政治不確定性、激烈的公共辯論、眾聲喧嘩、以及複雜社會決策的環境。科技與社會所要探討的關鍵，正是這個新的「科技統理」所需具備的內涵及其後果。
科技統理的新思維，揚棄傳統專家政治與科技政策的盲點，清楚認知到，治理國政已經不是「專家」或「政府」的事，必然包含多元異質的行動者：包括，產業、科技機構、社運組織、壓力團體、消費者、市場、與常民百姓。更重要的，清廉、執行力、與公關只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民主國家的政府，已經不可能獨力主導整個社會朝單一目標前進。相反地，政府只是在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與變動不居的權力組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的科技統理中，科技菁英謙卑地體認到，科技本身也是風險與不確定性的來源。過去專家政治所堅持的核心價值，包括理性、效率、普遍性、與中央集權，必須面對新的多元政治所肯定的多元性、在地主義、美學價值、不可化約的模糊性…等攸關當代生活風格與創意品味的挑戰與詰問。
更關鍵的是，深刻體認到「科技」與「政治」、或「專業」與「社會」之間相互穿透、互為因果的複雜關係之餘，科技統理必須運用政治想像力，建立創造性的「邊界組織」，讓專業社群與官僚組織的運作，既可維持專業自主性，又可納入來自多元社會的價值與考量，達成共贏的結果。
劉內閣的困境，不分藍綠，正考驗著台灣邁向成熟進步社會的智慧與決心。
（作者為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