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巴黎21日電） 科學家今天表示，與「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所設定的氣溫上升以攝氏2度（華氏3.6度）為限的目標，各國在協定中所承諾的二氧化碳減排標準很可能會使地球氣溫上升攝氏3度（5.4華氏度）甚至更多。 在科學雜誌「自然」（Nature）刊出的一份分析文章中，位於柏林附近的「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中心」（Potsdam Instituter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PIK）研究員表示，這些承諾遠低於已製造許多頭題的目標。 他們說：「這些承諾缺乏雄心的程度令人驚訝。」 在去年12月紛擾的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上，經過冗長激辯在最後一刻才出爐的哥本哈根協定，設下了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2度（華氏3.6度）的目標。 但協定並未設定達到目標的時間表，甚至沒有制定階段性目標，所列舉的承諾，無論是富國或是窮國，都是志願性的。 研究指出，如果承諾獲得落實，在2020年之前，全球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將較目前水平增加10%到20%，達到479到536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PIK在新聞聲明中說：「這將導致全球氣溫升幅有50%以上機率在2100年之前就會超過攝氏3度（華氏5.4度）。」 聲明說：要實現低於「攝氏2度」的氣候目標，必須在2020年之前，達到全球氣體排放量不得超過400到440億噸的二氧化碳。（譯者：中央社郭傳信）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伊福•德布林３月３１日說，迄今已有１１１個國家及歐洲聯盟簽署《哥本哈根協議》，但各國在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所做承諾仍不足以實現《哥本哈根協定》所設定目標。 百余國簽署 聯合國３月３１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包括中國、美國、俄羅斯、歐盟２７個成員國在內，已有１１１個國家簽署《哥本哈根協定》，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也另行簽署。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去年１２月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各方代表最終達成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定》。這份協議採取自願加入原則。 《哥本哈根協議》規定，全球氣溫較工業化前上升幅度應控制在２攝氏度內，發達國家設立強制減排指標，發展中國家展開自主減排行動。 德布林說，４１個發達國家已提出到２０２０年的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目標，３５個發展中國家已做出減排規劃。這７６個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８０％以上。 尚未簽署《哥本哈根協定》的國家包括部分石油輸出國組織（ＯＰＥＣ）國家以及一些小島國。 路透社分析，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代表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擔心他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加大投入，致使石油收益下降。圖瓦盧等島國則因擔心海平面上升，希望國際社會採取更有力減排措施。 承諾仍不足 德布林認為，各國眼下對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所做承諾仍無法達到《哥本哈根協定》所設定目標。 “很明顯，儘管這些承諾是邁向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增長的重要一步，但仍不足以達到將升溫控制在２攝氏度內這一目標，”德布林在一份聲明中說。 哥本哈根會議後首次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定於本月９日至１１日在德國波恩舉行。德布林說：“這次會議對於重建信心十分重要，前方道路將會公開、透明且有效。” 氣候變化談判設定的總體目標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制定出在《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於２０１２年到期後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方案。 德布林認為，儘管《哥本哈根協議》不具法律約束力，但有助於在今年１１月舉行的墨西哥坎昆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形成“有成效結果”。 他說，各方有可能在２０１１年底舉行的南非聯合國氣候大會上達成最終協定。 英態度靈活 聯合國氣候變化融資問題高級顧問團首次會議３月３１日在英國倫敦舉行。這一顧問團旨在討論如何根據《哥本哈根協定》，由發達國家在２０２０年前每年籌集１０００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 英國首相戈登•布朗與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澤納維共同擔任顧問團主席。挪威首相延斯•斯托爾滕貝格、美國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拉裏•薩默斯等政要出席會議。 “如果我們能解決（融資）問題，我想我們會踏上進程，達成全球性協定，”布朗在會議上說，“今天顧問團首次會議已經形成一個富有建設性的開端。” 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會後說，英國對於全球性減排協定的達成方式態度“靈活”。 聯合國氣候變化特使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先前建議，今後氣候變化談判或可遵循“雙軌制”，部分重要議題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外磋商。 米利班德認為，《京都議定書》應繼續適用，而未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國家可達成另一份協定。 不過，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此前明確反對“雙軌制”，堅持談判應在聯合國框架內繼續。(劉一楠) （責任編輯: 駱之明 ）
錢 宏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締約方大會宣佈，將於4月1日開始在聯合國框架下開展今年的首輪氣候談判會議。今年的兩次主要會議日程表也已設定：分別在5月31日和11月29日開始UNFCCC第32屆附屬機構會議和坎昆第1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為了避免在墨西哥會議上重蹈覆轍，在思想觀念上總結一下哥本哈根會議的教訓實在很有必要。 其實,問題很清楚，所謂氣候政治或者說國際碳政治，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基本點：首先是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權國家自身生態環境的惡化；其次是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緯20度之間受害國家的生存危機。哥本哈根會議恰恰是忽略了這個基本點，而把所謂的氣候政治誤導至主權國家的利益博弈的軌道上。 近代以來，歐洲以不斷創新概念著稱於世，幾乎每到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他們都能提出解決發展方向和構成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比如“主權國家”、“科學”、“法制”、“市場”、“資本”、“標準”、“國際框架”等等，也確實使全人類受惠於此。然而，中國古人說得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一回，歐洲錯了。這些年來，歐洲人一步步把增長、環境、生態、氣候等問題，引向國際語言的“氣候政治”或乾脆叫“碳政治”，是一個本末倒置的誤區、誤導。這種誤導，很可能是歐洲自恃在“低碳經濟”上擁有技術和資金優勢，一廂情願地希望繼續借“氣候政治”形成對自己有利的新國際框架。骨子裏，歐洲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權力和征服的邏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和對抗性思維方式主導世界的近代路徑的延續。 在哥本哈根，中國提出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實際上更多的是為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但毋庸諱言，中國確實已是世界排碳大國，所以，中國會前主動提出自己到2020年到2030年單位GDP在2005基礎上減排40%-45%的目標時，一再強調，這完全是“自主行為”，是本國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中國這一“自主行為”，無疑應當受到各國政客、專家和民眾的歡迎和借鑒——減排二氧化碳，首先是優化各國自身的生產、生活、生態迴圈模式。 很清楚，中國已不把“經濟社會發展和消除貧困與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對立起來。當然，這個目標能否達到，技術和資金層面都還存在難以逾越的困難，而更需要政策目標的改變、改變增長方式、改變價值評估參量體系。比如，說服世界銀行和國際評級機構改變目前通行的GDP、GNP價值評級標準，說服世界各國政客和專家確立地球文明形態，如以生態文明取代工商文明。否則，哥本哈根的唯一成果：確保全球平均溫度的升幅不超過2攝氏度，只能是一紙空文。 筆者以為，離開地球生物、人類、生態，氣候問題就失去了意義，氣候問題只是碳排放的一個結果。所以，“人類參與其中的生態迴圈，才是碳排放問題的關鍵”，一個更準確的表達應當是“生態政治”。我想說的是，既然“人類參與其中的生態迴圈，才是碳排放問題的關鍵。”那麼，作為國際語言的政治基礎更真實的表達，應當更具體地表述為“生態政治”。 生態政治，作為國際語言行為基礎，落實到主權國家層面，可以用一句稍加修改的中國諺語來表達，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兼顧他人瓦上霜”；落實到各國主權公民層面，就是：“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克服和摒棄我們被近代唯利主義思維方式誘發的現代工商文明所寵壞的惰性和奢侈攀緣的蒙昧。為了讓世界各國公民都相信這樣一條“共生公式：樂活細小行為×我(每一個人)＝改變世界的力量”，並且如此行動起來，我以一個中國公民的名義，鄭重提議：把“氣候政治”概念，及其相關國際框架的談判，納入到全新的“生態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國際框架之中，以促進世界社會各主權國家和主權公民切實地行動起來。 人類有沒有可能提出一種既能包容“氣候政治”中所含蘊的理念、範式、原則，又不回避小範圍的謀略博弈，同時，能夠重新承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1972）》理念及成果，顯然代表全人類全世界發展方向的價值觀或處世哲學？這種新的處世哲學，筆者冒昧地以為，就是上世紀以來人類出現的寬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變化的智慧，以至共生的智慧，即生態文明所要求的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學、共生的價值觀，並且，把這種全新的處世哲學可以這樣概括：全球視野、東方情懷、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在生態政治國際語境下，筆者鄭重提議：各國政要和各路專家在下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即墨西哥會議之前，醞釀設立一個“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權基金組織”，在“生態政治”思維框架內，根據碳排放對全球氣候的影響及危害，把注意力聚焦在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權國家自身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以及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緯20度之間受害國家的生存危機問題上。 所以，這個“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權基金組織”，起碼包括這樣兩大機制：比如用“減排基金”來承擔前20名排碳大國的減排成本，從全球範圍內作資金、技術、最低經濟發展標準的平衡和調節；比如“生存移民基金”來承擔和支付南北緯20度之間溫室效應受害國的置地、移民成本。 （作者系中歐社會論壇首席顧問，歐中聯合商會副秘書長，世界共生價值研究院（IWSV）共生學院教授 錢 宏）
碳”將成為今年中國最熱的一個辭彙。 今年兩會的第一號提案便是關於低碳經濟的。日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相關負責人透露，目前，“自願減排貿易規則”正在積極制定中。這項規則其實就是關於碳交易的法則。 3月18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主持召開了“十二五”節能專項規劃基本思路座談會，其中也涉及到了相關問題。 有專家認為，該規則將會涉及碳交易地點、交易方式、國家認證等方面。從目前看，該規則最早也得明年出臺。 據世界銀行統計，碳市場成交額的增長速度驚人，預計2012年全球碳市場交易額將達到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而據國家發改委 《節能中長期規劃》測算，“十一五”期間，中國每年可提供1.5億噸至2.25億噸二氧化碳核定減排額度，這意味著每年碳減排交易額可高達22.5億美元。我國還沒有一個發達的國際碳交易市場，而相關的法律法規明顯跟不上碳交易發展的速度。 企業在規則出臺前交易不犯法 “自願減排貿易規則”距離出臺尚需1至2年的時間。上述國家發改委的負責人表示，在規則出臺前，企業進行碳交易，這並不違法。 該負責人強調：“國家沒有相關法律規定，所以交易也不違法。但因為沒有相關法律規定，那麼碳交易的品質就沒有得到保證，買方無法知道交易方賣的是真的減排了，還是買空賣空。這就是為什麼國家準備出臺這樣一部法律。” 一家從事碳交易的仲介機構馬姓經理表示，這要求目前進行碳交易的買賣方，在簽署合同的時候要格外小心。 之前，北京環交所在哥本哈根大會上提出了中國自願減排的 “熊貓標準”，在對“熊貓標準”的看法上，至今官方都沒有公開認可它作為碳交易標準的權威性和專業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國家相關法律的滯後。 對此，上述國家發改委負責人建議，如果交易公司希望參考“熊貓標準”或者國際上的黃金標準，這都可以。但在國家的標準出臺之前，從事自願減排量買賣的公司要有辨別能力，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國家規定都要認真辨別。 而政策法律風險也是不可回避的問題之一。中信證券肖姓分析師表示，國際碳金融市場在未來的發展中存在不確定性，各個國家的標準各不相同，中國企業在進行碳交易時，需要看清對方國家的政策。 中國企業已試水國際碳交易 記者近日從濟鋼瞭解到，該公司的燃氣-蒸汽聯合迴圈發電CDM專案第六筆CO2(二氧化碳)減排指標在聯合國成功簽發，濟鋼又獲得400多萬歐元收益。 據瞭解，自2007年3月份山東鋼鐵集團濟鋼有限公司燃氣-蒸汽聯合迴圈發電CDM專案成功在聯合國註冊以來，該項目已經累計獲得收益2700多萬歐元，折合約2.5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鋼鐵行業CO2減排指標簽發量最多、收益最大、項目運作最成功的CDM項目。 CDM，即清潔發展機制，是在聯合國《京都議定書》合作框架內開展的CO2減排指標交易專案，是一種以歐洲等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CO2減排指標以完成自身減排義務的形式，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無償資金支持，以激勵全世界開展溫室氣體減排的有效機制。 據悉，截至2010年1月，國家發改委共批准了2369個CDM項目，其中732個項目在聯合國成功註冊，最終獲得減排指標簽發取得收益的有196個。中國鋼鐵行業的9個項目總簽發量為550.2萬噸，其中濟鋼的簽發量達到323.3萬噸，占行業總簽發量的58.8%。 “濟鋼發展迴圈經濟具有遠見卓識，對於保護生態環境，減少室氣體效應具有重要意義。”英國來寶副董事長哈裏•班哥、凱姆克首席運營聞亞雷對濟鋼的做法大加讚賞。這兩家英國企業正是濟鋼碳排量的購買方。 國內企業亟須法律支持 儘管《迴圈經濟促進法》已經於2009年開始施行，並且在這部法律中也提出企業在碳交易中可以得到信貸支援，但至今施行的效果並不明顯。 有專家表示，在碳交易體系中，中國存在政策規劃不明、法律缺失等問題。中國真正意義上市場化的碳交易還沒有發生，國內已實施的一些交易專案，或多或少帶有偶發性。根據有關測算，中國在2030年達到碳排放的頂峰之前，碳交易市場很難發展到像西方國家那樣規範成熟，市場距離建設完善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交易的發生基礎，就是我國相關法律政策的框架體系的建立。此前這種碳排放權益的交易標準都是由外國制定的。”該專家表示。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德意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紅力提交了《建立我國碳交易市場推動碳減排拉動低碳經濟的提案》。該提案提出，我國應考慮建立一個統一的由國家政策規定、法律保障和金融系統支援的全國性開發碳交易市場體系。交易市場的交易主要通過直接交易市場或者交易所來實現,包括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的配額和專案交易以及與國際交易的CDM專案交易業務等等。交易業務從交易現貨市場開始，然後可以發展期貨市場、衍生品市場，從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性碳交易市場。 “沒有法律作為支撐，碳交易的話語權很難在國內企業手中，完善相關法律，有利於中國企業奪取碳交易的定價權。”張紅力說。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前，中國向世界明確了減排目標，中國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減少40％到45％，並且也在為之緊鑼密鼓地付諸努力。 密雲縣高嶺鎮上甸子村是一個遠離城市的小村莊，村子附近小山上矗立著一座風塔，塔里有一個空氣採集管，在氣泵的巨大作用下，不停地將空氣收集到氣象測譜儀器中。很少有人知道，這裏是我國最早設立的大氣污染監測站，同時也是北京唯一可以監測溫室氣體的觀測站。這裏出來的資料，直接成為我國溫室氣體減排工作是否有成效的重要指標，向世界證明我國正在努力實現減排承諾。 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周淩晞就是上甸子大氣本底站的專家，她告訴《北京科技報》，除了每天的即時監測，每週還需要用特製的玻璃瓶採集溫室氣體的樣本，帶到自己的實驗室中，進行更多的研究。 記者瞭解到，2010年中國環境保護部發佈了《2010年環境監測工作要點》，確定將建立監測點，監測溫室氣體指數，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以及臭氧。北京將成為2010年全國溫室氣體監測的試點城市之一。像上甸子村這樣的觀測站在未來的幾年裏將會增加很多。 所謂溫室氣體指的是大氣中能吸收地面反射的太陽輻射，並重新發射輻射的一些氣體。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氣體。 “溫室氣體的作用是使地球表面變得更暖，類似於溫室截留太陽輻射，並加熱溫室內空氣的作用。”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邵敏教授告訴《北京科技報》。這種溫室氣體使地球變得更溫暖的影響稱為“溫室效應”。 國內外科學界已經達成普遍共識，溫室效應越來越強，會使全球氣溫普遍上升；導致南北極地和高原冰川消融，海水膨脹和海平面上升；地球將面臨中緯度地區生態系統和農業帶向極區遷移；生物多樣性降低；突發性氣候災難頻度增加等，直接影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目前我國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人們談論溫室氣體有一個誤會，認為溫室氣體不是什麼好東西，導致了氣候變暖、災害增加等等。其實，溫室氣體的存在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而現在所討論的溫度升高、環境變化等等這些問題，主要與溫室氣體的增加有關，因此從科學上我們所關注的核心是溫室氣體增加的量。”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所王庚辰研究員告訴《北京科技報》，而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監測每年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的增減。 溫室氣體的監測和空氣品質監測有什麼不同嗎？ “和我們熟知的空氣品質監測相比，溫室氣體的監測也需要一套相應的規範標準。”王庚辰告訴記者。城市中的汽車尾氣、工廠燃燒礦物燃料是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所以，對溫室氣體的監測主要包括排放源和背景濃度的監測。 因為溫室氣體排放是和人類活動密切相關的，因此對排放源的監測一般選擇在人口密集地區、工業發達地區以及城市。 “對城市溫室氣體的監測也是一種對目標排放源的監測，也就是在污染源，比如一些工廠附近設立監測點。”王庚辰告訴記者。以前這些資料都是根據汽車數量、礦物燃料的消耗估算出來的，而且多數也是以科學研究為目的，並未納入政府部門的監測工作內容。 “監測溫室氣體其實不需要重新設立觀測點，在現有空氣品質監測的監測點上完全可以套用對溫室氣體濃度的監測。”王庚辰說。 據悉，北京在石景山、車公莊、亞運村、東四以及一些郊區共有20多個空氣品質監測點，在昌平有一個清潔對照的監測點。我們可以考慮將溫室氣體監測的設備直接引進到這些現有的空氣品質監測點中，因為這些監測點的選擇都是經過科學計算、評估確定的。 而背景濃度的監測是對大氣中每一種溫室氣體濃度變化的監測。這一部分的監測通常選擇在受污染小的地方，比如山區、海上等等人類活動少的地點，這樣能夠反映出一個區域的背景濃度，與城市的溫室氣體形成對比，如此才能發現溫室氣體濃度的變化。 記者瞭解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一些偏遠地區，有關部門已經建立了一些觀測站，對溫室氣體排放進行監測。建于青海瓦裏關的觀測站就是按照世界氣象組織規範設立的全球陸地背景觀測站，此外，北京上甸子、黑龍江龍鳳山、湖北、浙江臨安也有4個觀測站。 上甸子大氣本底站監測的溫室氣體內容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以及鹵代溫室氣體。鹵代溫室氣體主要來源於冰箱、空調的生產和使用過程。 周淩晞說，目前採用的主要是氣象測譜法，此外還有世界溫室氣體監測最先進的方法——光腔衰蕩法，通過氣體對紅外線吸收的不同，收集分析溫室氣體的濃度資料。我們還可以通過結合其他的手段，監測到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污染源、污染方向，以及北京上游城市對北京的影響，北京對其下游城市的影響。對於溫室氣體背景濃度的監測，邵敏建議選擇的監測點最好具有區域尺度的代表性，監測點應在空曠、不受局地氣象條件影響的地方，並且附近沒有對監測點有顯著影響的排放源，而且電力等後勤供應條件良好。 “我國原來對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監測比較少。自從氣候效應、氣候外交逐漸受到重視，城市作為溫室氣體的排放源，同時城市溫室氣體的排放也影響著局部小氣候，影響生態環境，也成為研究溫室氣體的關注重點。因此城市近期也納入了環保部工作考慮範圍。” 王庚辰坦言。 據悉，北京市試點監測的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和甲烷等。但邵敏教授認為，對於我國來講，大氣臭氧和顆粒物是重要的污染物，也是對氣候變化有重要影響的組分，應該對其中的黑炭和有機碳進行測量。 目前，空氣品質播報已經是大眾習以為常的，開展溫室氣體監測後，是否也需要每日向大眾公開監測資料？王庚辰認為必要性不大，“空氣品質的播報，包括一些可吸入顆粒物、污染氣體等等，這些都是與人們的健康息息相關的，需要大眾瞭解每日甚至每時刻他所在區域的空氣品質。而對溫室氣體的監測，科學家希望瞭解的是它的長期變化，沒有必要每日都向公眾告知溫室氣體的變化。” 北京市環保局的工作人員告訴《北京科技報》，目前有關溫室氣體監測點的設立、設備的引進都在計畫中，具體的實施將在今後逐步完成。 據悉，美國和歐盟等都開展了大量的溫室氣體的監測工作。特別是美國，其監測網路覆蓋全球，在夏威夷莫納羅瓦（Mauna Loa）島上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長期的持續的溫室氣體測量成為國際上的典範。 2009年底，芬蘭還開始實施網上監測溫室氣體排放，芬蘭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發佈公報說，這種網上監測技術採用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監測系統計算模式，涵蓋日常生活中源自電、取暖和道路交通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監測的重要意義就是測量大氣中這些組分的濃度變化，評估它們的輻射效應，判斷氣候變化的趨勢。另外，就是對全球的減排努力進行在觀測基礎上的評估和檢驗。” 邵敏教授最後表示。
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落幕一個月後，會議產生的非正式協定受到支持情況並不理想，聯合國氣候變化首席官員波爾昨天說，各國不一定要在原定的本月底期限表態。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執行秘書波爾（Yvo de Boer）說，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Accord）原定讓各國提出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或行動的1月31日期限，是個「軟性期限」，各國要在之前或之後提都可以。 波爾昨天下午在德國波昂（Bonn）的UNFCCC秘書處，舉行哥本哈根會議後的首次記者會。 上個月7日到19日在丹麥首都舉行的UNFCCC第15次締約方大會，並沒有如預期達成全體的正式協議，大會決定僅是「認知」由部分國家擬出的哥本哈根協定，讓各國自願去簽署支持。 波爾曾表示，希望各國也在本月底前，把願不願意支持協定的態度告知秘書處。據英國「衛報」（TheGuardian）網站昨天報導，距此期限已只剩10天，公約190多個會員國中只有印度、俄羅斯、墨西哥、澳洲、法國、挪威等20國簽署。 波爾在記者會上並沒有證實這些數字，但他說，這個期限只是便於讓秘書處彙整一份報告，並非硬性，「我不期待大家都遵守期限」。 同時，依據協定，本月31日前，已開發國家要提出2020年之前的具體減量目標，開發中國家則要提出適合國情的減量行動。 波爾說，以上這些期限皆屬「軟性」。各國並沒有被要求簽署哥本哈根協定，它們若提出減排目標或行動，也不具約束性，「只是指出意向」。 他並強調，依據他在哥本哈根會議後徵詢15到20國的意見，各國都認為，接下來的正式協商，仍是以體制內的兩個特設工作組進程為準，而非以哥本哈根協定為基礎，後者「只是一個推動正式進程的有用工具」。 哥本哈根會議沒有達成全球氣候新協議，目前一般期待在今年底於墨西哥舉行的下一次大會能夠有結果。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作者湯馬斯．佛利曼來台演講，輿論熱烈反應，不難看出節能減碳議題在台灣所受重視。佛利曼在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會後為文提醒其美國同胞，其所舉汽油稅例子，令我想到不久前發生在台灣的類似情況：美國政府也曾嘗試將每加崙的汽油稅提高十美分，好讓美國更為能源自主，並刺激燃料效率，但卻因被認定為政治自殺之舉，而上不了檯面。 同樣強調經濟發展與國際競爭，丹麥卻早已選擇走不樣的路，結果不僅確保了能源安全也開創新的產業。其溫室氣體排放自九○年來減少百分之十四，但GDP卻成長百分之四十。丹麥成了歐盟國家當中最具能源效率國家，靠的是透過能源稅、碳計價、碳稅、排放權交易系統、嚴格的建築能源規範與能源標章計畫等政策工具。再生能源占其目前供電近百分之三十。丹麥政府再將能源稅等收入撥給產業界獎勵其相關創新，並用來補貼大眾運輸與提升能源效率。如此，丹麥得以順勢進入環保創新發展，進而避免對國家競爭力造成不利。 在這陣子氣候議題混沌的背後，普遍相信低碳能源不僅可舒緩氣候問題，同時還可望為及早投入的國家的未來經濟成長和全球競爭力奠定基礎。國際能源總署預估，在二○五○年前達成全球減排百分之五十目標，將需在能源新基礎設施、生產、及輸送上，總共投入二九九兆美元。不僅會帶來投資金額，也會影響投資。例如在遏止氣候變化的情境下，將從對汽柴油車的投資，轉為對各類混合車、電動車、和氫車的應用。而在發電部門，投資也將從傳統火力電廠轉至再生能源及集碳與藏碳等應用。 值此經濟復甦與衰退的轉捩點，積極節能減碳並非產業界或政府所樂於聽到或討論的。而在台灣，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恐怕也正是許多業者所樂見，因其至少暫時紓解須因為規範而付出成本的壓力。除非已有很明確，能獲致一定競爭利益，或者至少是可避免競爭上的不利路徑，實在也很難讓整體或大多數業界走向自發性技術革新之路。因而政府大概也只得強迫業者，對其所使用的環境資源，付出真實經濟代價了。 台灣節能減碳遲遲未見成效，往往歸因於「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缺乏著力點。有關這點「缺憾」，或許可以藉助台灣在世界頗具規模，並長期因應國際規範要求的海運經驗，得到些彌補。 隨著全球貿易擴張，源自於占世界貿易量近九成的海運CO2排放，亦持續成長。而就每單位運量的排放而言，船運堪稱最具能源效率的運輸形式。國際海事組織（IMO）繼九七年針對船舶主要空氣汙染物，擬定減量規範海運界後，就降低源自於海運CO2排放，研擬對策與方法。除透過已成熟技術與運轉措施，可望獲致顯著節能減碳效果外，另以市場為基礎的減量工具，尤受矚目。 IMO所提出的方案，包括與基金連結的排放權交易、碳稅系統、及能源效率設計指標，作為針對船舶設定減碳目標的起點。歐盟執委會也針對降低船運溫室氣體排放，研擬包括對排碳設限、排放權交易系統、差異性港捐、過路費、及燃料稅等措施。至目前可確定的是，海運業者若能早期認清將受到氣候變遷議題影響，將有助於降低適應成本。 或許國際社會暫時忽略了身處夾縫的台灣的排放。或許我們可以竊喜哥本哈根之後，可以再繼續觀望好一陣子。但可確定的是，隨著氣候警訊的日趨增強，台灣除了在環境上勢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外，國際間要求大幅減碳的強大壓力也將一波波到來。到時台灣在自然災害與對外經貿上所要付出的代價，恐遠非眼前賺得的所能衡量。 （作者為海洋大學教授）
在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斡旋下，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達成了一份不具約束力的妥協性協定，但卻沒有做到通過這項協定。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認為，哥本哈根會議實際上是無果而終，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領導人都要為此負責。 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領導人經過31個小時的艱苦談判，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仍然沒有能夠拿出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減排協定。 不過，美國、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帶頭制定出一份不具約束力的妥協方案，要求各國提交減排方案，從2020年開始，讓全球氣溫比起工業革命前的水平來上升幅度不超過2攝氏度，此外還計劃向貧困國家提供每年10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以抵抗氣候變化。可是，這份協定沒有獲得與會193個國家的普遍支援。 聯合國體系下沒有達成任何協定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專案經理楊愛倫在氣候會議結束後正準備離開哥本哈根，她在機場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世界各國為大會做了兩年的準備，進行了大量討論，還有130多個國家元首來到哥本哈根，但就聯合國體系而言並沒有達成什麽協定。 楊愛倫說，聯合國方面的說法是要繼續談判，並做出了一年的時間規定，但卻沒有對一年後要求達成法律約束性協定做出具體的規定。 楊愛倫認為大會的結果令人失望。她說：「本來大家真的是期望哥本哈根能夠就下個階段的全球減排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達成一個很好的共識，但是最後的結果反而是沒有利用這麽多的國家元首凝聚在一起的政治決定力，最後的結果應該是無果而終。」 美、中：不具約束力協定具有積極意義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和美國與世界環保組織對哥本哈根峰會感到失望的態度不同，兩國均對哥本哈根峰會取得的結果表示滿意。 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說，哥本哈根會議取得了「有意義的、積極的成果」。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星期天也表示，大會取得的協定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白宮高級顧問戴維‧阿克賽爾羅德說，「沒有人認為這是道路的終點」，他並不認為有關氣候的會談完全破裂了。 英國：中國「企圖綁架峰會協定」 但是，發達國家英國卻認為峰會失敗，並指責中國要為哥本哈根會議無果而終的結局負責。 英國衛報星期天以「米利班德說中國企圖綁架哥本哈根協定」為題的文章報導說，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抨擊中國、蘇丹、玻利維亞和其他左翼拉美國家綁架了哥本哈根氣候峰會，「要挾世界」，阻止氣候協定的達成。米利班德說，英國要向這些國家明確表示，「我們決不允許他們阻撓全球進展」。 綠色和平：峰會失敗 國國有責 但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專案經理楊愛倫說，英國的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她說，英國是歐盟的主要國家，應該跟其他發達國家一起承擔起氣候變化問題的歷史責任。 楊愛倫批評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問題重視不夠，沒有給哥本哈根峰會帶來積極、有效的減排指標，也沒有對發展中國家做出如何向他們提供減排技術與資金的很好承諾，這都使得哥本哈根會議從一開始就陷入令人擔憂的局面。她強調說，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要為哥本哈根峰會的失敗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楊愛倫認為，美國和中國對協定表達的樂觀態度體現出兩國領導人認識到氣候變化對世界來說是個多麽重要的議題，特別是當他們看到上百個國家的領導人聚集在一起卻沒有達成什麽有效協定時深感所受的巨大政治壓力。楊愛倫說，這種政治壓力導致的一個現象是，會議閉幕後國際間出現兩個傾向，一是淡化失敗結果，二是相互批評指責。 作為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活動人士，楊愛倫呼籲各國領導人不要為哥本哈根峰會的失敗尋找開脫的理由，更不要把譴責的手指頭指向其他國家，而是要勇於承擔起自己的那份歷史責任。 綠色和平：中國沒有扮好大國角色 楊愛倫在談到中國應當承擔的責任時說，中國近年來在國內採取了不少積極的環保措施，也為哥本哈根大會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希望能夠在這次大會上被看成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但她認為，中國在此次峰會的國際舞台上，沒有能夠扮演好自己希望扮演的大國角色。她說：「它可能是沒有能夠意識到，作為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在這樣的一個國際舞台上，中國應該在這個過程中既承擔著它怎麽推動全世界去達成一個積極的結果，也作為全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怎麽樣能夠確保這個結果是公正的，不光是對中國一個國家公正，也對世界其他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公正的。應該說在這兩個方面都可以看出來，中國在國際舞台對自己扮演的角色和應該承擔的責任，還是模糊的。」 哥本哈根會議於12月19日閉幕，但對世界各國就氣候變化展開的新一階段的博弈來說，僅僅是個開始。人們可以預見，今後的道路曲折漫長。
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正式落幕，在「南北對峙」的氛圍下，會議談判過程從未脫離僵局，結局最終也只是一紙缺乏法律約束力的政治宣言。從幾方面可以觀察主辦方對此次哥本哈根會議的真正意圖。 首先，看看丹麥政府的意圖，該國顯然希望藉由這項全球性的國際盛會，讓這個素有安徒生童話發源地的首都重新發光。要達成這項任務，光靠各國國家元首聚焦效應仍然不夠，還需要有更多不同團體的參與，才能實質帶進前所未有的觀光收益，此點從當地旅館早在會議半年前已預訂滿檔得以觀察；再者，明明會場貝拉中心至多容納有限與會人數，卻有意無意地隱瞞資訊，讓聯合國祕書處犯下超量接受報名的錯誤，此舉讓人合理懷疑，所謂的「氣候變遷會議」似乎只是丹麥政府包裹著行銷政策的糖衣。 再看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祕書處的意圖，此次會議一心只想促成大國之間簽署協定，將所謂的NGOs視為一群無聊的場外抗議分子，讓這些環保團體投入昂貴旅費前來，卻毫不留情地設限阻擋進入會場。難怪乎，讓人聯想到其表面歡迎全球公民社群與會，但真正意圖卻在防止他們向各國代表抗議施壓。 過去，NGOs活躍於國際舞台，擎著「道德訴求」的旗幟，向人們揭示遭受政府漠視的全球議題，如今，我們卻在此次氣候會議中，見證了NGOs本身就是遭受國際政治漠視的一方。如果此景依然，試問，面對明年的波昂會議、墨西哥會議，我國政府代表團還要以「工研院」為唯一的參與管道嗎？
聯合國主導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昨天落幕，德國媒體指出，中國在這次會議展現的強勢作風，見證世界新秩序的誕生。 據「德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報導，儘管美國總統歐巴馬一向被稱為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不過為了避免會議破局，他還是得離開會議中心兩次，到中國總理溫家寶下榻的旅館和他親自談。 知情人士透露，溫家寶在歐巴馬第二次來訪時，還讓他等了超過半小時，理由是正與其他人談話。 此外，溫家寶只到會議中心一次，說明中國的立場，與歐巴馬、德國總理梅克爾、巴西總統魯拉不同，溫家寶也沒參加25國協定的磋商，他的代表甚至消失了好幾個小時。 多年來，中國積極與130多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77國組織（G77）建立關係，該報指出，許多非洲國家現在相當仰賴中國外援，現在的中國就像是1970、1980年代的美國和蘇聯，到處吸納衛星國。 歐洲的外交官因而研判，蘇丹在這次會議上對主辦國丹麥不假辭色，背後一定是中國主導。 德國金融時報認為，哥本哈根會議見證了世界新秩序。強勢的中國，讓美國身為全球領袖的形象相形失色，哥本哈根會議後，中國不再只是強權，而是終於躋身世界強權。 針對中國在氣候會議扮演的角色，梅克爾在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會也指出，這個世界正處於「過渡期」，在哥本哈根看到的是「自信的中國」。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協定不具強制力，淪為政治大拜拜，小島國家淚灑會場。學者專家說，協定文字份量太輕，氣候正義難伸張；台灣要對暖化有水煮青蛙的危機感，環保署應「硬起來」。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落幕，20多國領袖談成的哥本哈根協定不具強制力，讓小島國家與非洲國家義憤填膺，因為對他們來說，全球暖化不只是經濟成長趨緩，而是家園淹沒的危機。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15次締約方大會在丹麥時間19日決定，只「認知」 (take note of)而非「通過」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內容為全球均溫上升應控制在攝氏2度內，明年2月前，已開發國家，需提2020年前減排溫室氣體的量化目標；開發中國家，則應說明適合國情的減緩暖化行動。 「這是一份不算協定的協定」，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李河清說。 李河清帶領15名大學生，滿心期待的前往哥本哈根參與氣候盛會，但她與學生都大失所望，因為協定所用文字「份量太輕」，締約國只表示對暖化危機有認知、有共識，但實際的減量數字，卻是由各國在明年自行呈報，「完全無法達到強制減量目的」。 另外，全球暖化議題在台灣已經不只是環保問題，李河清認為「這是政策問題」，牽涉經濟、工業等層面，台灣最迫切要做的，是讓以高耗能產業為主的工業部門轉型。 「台灣現在消耗的煤，比1990年時還要多」，李河清說，能源結構再不轉型，再多「國際接軌」的目標也只是空口說白話。 不過，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 (Robin Winkler)說，哥本哈根會議一大進步之處，是參與團體多元化，除環保團體外，也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代表。 他表示，減碳議題凸顯階級性，「已開發國家過度使用地球資源，卻要求開發中國家負起減碳責任」，引起小島國家、南亞與非洲國家代表紛紛要求「氣候正義」。 「全球均溫再上升攝氏2度，非洲與印度都會完蛋」，文魯彬說，氣候異常將使旱災與洪水更加頻繁，許多小島國家要求將氣溫上升控制在1.5度內，吐瓦魯代表遞送陳情書時甚至聲淚俱下，因為對小島國家來說，暖化議題是攸關存亡的殘酷議題。 文魯彬認為，「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視為對立面是假議題」，經濟發展同時兼顧環境正義，已經是國際趨勢，也是永續發展的前提。 文魯彬說，環保團體要求大刀闊斧減碳，環保署總是將責任推給立法院，「好像溫室氣體減量法一天不通過，就什麼也不能做」。環保署其實還有「環境基本法」這把尚方寶劍，因條文明定「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環保署應該「硬起來」。 「就像水煮青蛙一樣」，文魯彬認為，台灣人普遍感受不到暖化問題的急迫性，政府也不敢率先對工業部門開刀。政府如果再不痛定思痛，等到台灣人民變成「氣候難民」，恐怕為時已晚。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進入尾聲，富裕國家16日承諾提供220億美元資助對抗暖化，為暴力抗議不斷和爭執不休的會議打了一劑強心針，但會議恐怕只能達成臨時性政治協議，要等明年在墨西哥再度開會時，才能達成新的氣候協定取代《京都議定書》。 日本16日承諾提供1.75兆日圓（195億美元）資金，協助開發中國家對抗氣候變遷，條件是在哥本哈根達成廣泛協議。 日本另外和澳洲、英國、法國、挪威、美國表示，將在2010到2012年總共提撥35億美元對抗濫伐森林。森林持續消失是氣溫不斷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歐洲先前已表示，願意提供72億歐元 (106億美元)給規畫中的300億美元基金，以便在2010至2012年期間，協助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美國尚未宣布貢獻金額，但白宮已表示，將會「公平分擔」費用。 全球120國元首17、18日舉行高峰會，各國財政部長16日快馬加鞭協商，希望達成共識，而主辦國丹麥也試圖簡化協定草案以利談判。會議7日開幕以來，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對於誰該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減排幅度、該提供多少資金協助窮國，一直爭論不休。 白宮發言人吉布斯16日表示，美國總統歐巴馬17日從華府啟程赴會，雖然只在高峰會待幾個小時，但希望他的象徵性與會，能促成大會成功。 除了富國宣布提供資金，會議16日出現另一個進展跡象：非洲大幅降低對富國援助金額的期望。但會議16日挑燈夜戰，77國集團 (G-77)卻不參與。G-77原為開發中國家組成，現在成員已增至130個，包括許多小島國。
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15日舉行全體部長會議 (高階會議)，為最後階段的各國元首高峰會鋪路。會議第一天的主要問題，一是美國要求中國自提的減排目標接受公開的國際標準檢驗，中國峻拒，並且拒絕提高減排承諾，二是歐洲繼續批評這全球兩大污染國減排都欠積極。 經過十天基層作業，處理各種次要問題的草案層出不窮，但18日閉幕迫在眉睫，真正重要的問題仍無著落，包括工業國的減排目標、開發中國家或窮國應該獲得什麼財務或技術援助來減排，以及中國等新興排放大戶要如何讓外界確信他們真的在減排。 中國和美國首席代表謝振華與史登，15日再度舉行一連串會外會，但檢驗問題的僵局仍無突破。熟悉這些會談的亞洲外交官表示，不受檢驗，是中國畫下的紅線，絕無妥協餘地。 中國上月承諾，2020年每單位GDP降低排碳40%至45%。 華府歡迎北京的減排聲明，但表示中國應該將其承諾載諸國際協定，並開放檢驗，讓國際了解「數字背後的真相」。 中國再度強調，減排純屬自願，不接受國際檢驗。針對這項要求，中國副代表于慶泰說，「我們無法同意」。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國會議（COP15）將在本週末結束，但在解決全球暖化問題的探討上，地球人口膨脹卻被置於次要地位。 瑞典科學家阿瑞尼斯（Svante Arthenius）在1896年預測人類燃燒含碳的化石燃料將提高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導致全球溫度上升時，地球約有10億人。當時他就指出，較溫暖的氣候將使得物產豐饒，有利於人口快速成長。 將近一個世紀後，今天地球人口已達68億人，估計到2050年應接近92億人，且因經濟全球化的緣故，多數人將達到中產階級的消費水平。這不只對全球暖化效應帶來額外的負擔，人類與自然世界之間的平衡也將變得益加脆弱。 人口爆炸加上新興社會與經濟崛起帶來巨大衝突，它的效應已反映在人類對食物的需求量已超過供應量。 假如阿瑞尼斯還在世，應該會在哥本哈根會議強調，人口對控制全球溫室效應有多麼重要。 每一天，地球都會多出21萬3000人，每人每年平均製造4.3公噸碳氣，加起來一年排放到大氣裡的碳氣就達88萬公噸，所以溫室效應氣體增加絕對與人口膨脹有關係。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IPCC）的報告，國民生產毛額和人口成長是導致20世紀最後3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提高的主要因素。 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11月發表的一項報告亦指出，人口增加對全球暖化的衝擊：「假如地球人口沒這麼快速增加，溫室氣體也不會這麼具侵害性。」 但讓人不解的是，基金對未來幾年提出的建議，卻排除了人口增加的問題。 這是一個具爭議和爆炸性的議題，很多人認為遏制人口成長是對人權的一種打壓，還有不同的文化與社會經濟因素，也令人質疑其公平性。 首先是富國和窮國人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很大的差距。一名美國年輕人平均每年排放19公噸的碳氣到大氣裡；而阿富汗山村的一名居民，靠養羊和種菜維生，每年不過製造26公斤二氧化碳。這樣的一個人，如何能限制他養兒育女，將地球暖化的問題歸咎於生孩子？ 這種論調聽起來甚至讓人覺得滑稽，倒不如勸吃得營養十足的美國人重新思考其生活方式，選擇較簡約模式。 第二個理由聽起來較具說服力，即透過提高教育和科技品質，會比任何政府的節育政策有效。「觀察雜誌」（Veja）轉述丹麥學者隆伯格（Bjorn Lomborg）的話：「從優先順序來說，我想控制消費是很重要，但積極找出發展乾淨能源的新科技才是當務之急。」 目前在哥本哈根參加COP15的前巴西地理統計局長、經濟學家貝瑟曼（Sergio Besserman）也不相信節育政策的效率，指稱只要提高人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生育率就會自然降低。 以巴西為例，30年前巴西婦女的生育率之高在全球數一數二，到了1990年代初，情況依然堪虞，農村地區婦女平均有4.3名子女，比都市婦女多出2名。 10年過後，農村和都市婦女的子女人數差距減至1.2名。2006年，巴西婦女平均生育2名子女。 貝瑟曼表示，巴西政府在很久以前就不再推動節育計畫，所以婦女生育率降低絕不可能是因為政策的緣故，而是婦女的教育水平提高，意識到自己沒有能力養育過多子女。 貝瑟曼相信，隨著教育品質改善，農村人口遷往都市，亞洲和非洲國家也應出現類似巴西的現象，尤其是居住在都市，是人口減少的一大原因。 聯合國估計，以上種種因素加起來，至2050年的地球人口應可控制在90億人左右。問題是在這之前，人類要如何不對地球環境造成更大的破壞，平衡而安穩地生活。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若說是帝國主義與受剝削國家的鬥爭會議，似乎過於情緒化。但西方工業大國在問題爭論上，卻處處顯示帝國主義的面貌。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工業化生產排放二氧化碳二百年了。這歷史責任要一筆抹殺嗎？現在卻居然在排放基準年上做文章，一般說是應從一九九○年開始，而美國竟要從二○○五年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說：我們從什麼年起，你們也應如此，表面公平，其實將「歷史債」完全賴掉了。 發達國家已步入後工業化時代，二氧化碳排放已接近歷史高峰，今後有逆減的可能，但發展中國家正走上工業化之路，排放量必然增加，不冒煙，水泥鋼鐵怎樣生產？這公平嗎？ 《華爾街日報》有篇文字算有良心。它說，世界上大多數MP3播放器是中國製造，那裡的能源多來自煤炭，生產一個MP3會增加十七磅的碳排量。iPod同數以千計其他中國工廠產品一樣，如果美國公司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被歐美的消費者使用，中國政府應該為這排放量負責嗎？事實上歐美跨國公司將產品交由發展中國家生產，自己賺大錢，然後將排放量算在發展中國家頭上，這公平嗎？ 現在發達國家人口佔全球二○％，其排放量卻佔七五％，發達國還對開發中國家說三道四，這公平嗎？ 發達國家掌握了環境保護及新能源開發技術，但卻以此作為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商品，鼓動發展中國家向其訂購，準備大大地賺錢，它毫無無償轉讓技術之意，另一方面又壓迫發展中國家快速進行環保，這公平嗎？ 既然規定發達國家應在二○二○年前每年拿出若干錢來補償發展中國家的損失，為什麼歐盟只肯撥未來三年的錢，另外十餘年的錢怎辦？是否搪塞三年就算了？錢數又遠不如發展中國家所提，美國甚至說中國在抑制排放量做得不夠，所以不能拿補償金，這就難免使中國大怒，出席大會的副外長何亞非直指美國首席代表斯特恩說：「我不想說這位先生是無知，但我想他缺乏常識，或者十分不負責任」。哪一個國家做了多少，是由根本不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美國來決定的嗎？ 處處都可看到帝國主義的表現。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本來意圖拯救地球，卻幾乎讓地球上的國家四分五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互指責，會議的氣氛波詭雲譎，會議的前景令人堪憂。 各國政府代表磋商期間，東英吉利大學的一份洩密研究報告引起軒然大波。據研究結果，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並不像有些政治家所渲染的那樣可怕，相反地，氣候變化正在呈現出相對恆定狀態。只不過，科學統計結論不符合「政治正確」，所以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一些科學家斷然否定這樣的結論，認為氣候變暖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各國都必須為減排確定時間表。 西方圖重掌貿易先機 進入工業化社會後，一些發達國家利用自己的技術，不斷採集化石類能源，排放汙染氣體。發達國家有必要為自己的環境汙染負責，發展中國家也應該避免重蹈覆轍。 但是，人類生活所產生的氣體，是否從根本上改變地球氣候，迄今還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研究報告。而單靠人類自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就能夠從根本上扭轉地球自身的發展規律嗎？ 發生世界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已經黔驢技窮。二戰後，他們依靠不平等的關貿總協以及世貿組織，在工業製成品銷售方面占盡便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確立的國際貨幣結算體系，非但沒有保證發展中國家迅速趕上，反使發展中國家不斷承受世界金融危機。現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意識到，只有擺脫國際性的貿易和貨幣組織，建立區域性自由貿易區，才能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機。發達國家眼看快要失去對國際貿易和金融的主導權，於是設置新的議題，希望通過建立碳排放交易機制，重新把握貿易先機。 中國要採取斷然決策 他們的算盤非常簡單，那就是將各國碳排放總量和單位產品碳排放量結合起來，確定一個減少排放的目標，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這樣的總量控制目標，建立碳排放交易機制。發達國家在短期內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指標，讓發展中國家嘗到甜頭。可是，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入高峰時代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增加碳排放量，發達國家就可以反過來向發展中國家出售碳排放指標，賺取巨額利潤，也可以通過徵收特別關稅，削弱其產品競爭力。 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參加這樣的會議，因為這是由發達國家來設置議題，操縱輿論，制定規則的大會。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作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中國正在承受著發展中國家所承受的壓力。中國政府應當採取斷然決策，既要防止西方發達國家向出口產品徵收二氧化碳特別關稅，同時又要避免作出更多的承諾。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也使中國不得不承受發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惡果。 （作者為大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經過一周協商，刻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十五次締約國會議，因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間，意見分歧，陷入嚴重困境。 依照大會行程，世界各國領袖，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和歐盟國家元首將於十七日抵達哥本哈根，完成最後政治共識程序，但協商卻窒礙難行。 英國環境能源部部長米利班（Ed Miliband）透露，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提供財政援助兩大議題，相爭不下，致使整個會議，迄今無法進入軌道。 米利班表示，在各國元首抵達前，協商必須有所進展，各國代表需緊急尋求分歧議題的解決之道，避免協商崩盤。 面對哥本哈根會議協商陷入困境，憂心會議崩盤，唐寧街十號證實，原本預定十七日啟程前往丹麥的英國首相布朗，將提前於十五日抵達哥本哈根，親自參與磋商斡旋。
歐洲環保團體今天公佈一項氣候變遷績效評比，台灣比去年大幅度退步。前來哥本哈根參加氣候變化會議的環保署副署長邱文彥表示，台灣的電力和工業部門尤應加強減碳。 德國環保組織「德國監測」（Germanwatch）等環保團體今天公佈氣候變遷績效指數（Climate ChangePerformance Index, CCPI）， 台灣去年在57個受評比的溫室氣體高排放量國家中名列第29，今年則掉到第44名，被歸類為「差勁」（poor）組吊車尾。。 邱文彥今晚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他還不知道這一消息。但被要求對台灣能源效率表現方面評論時，他說，「如果國際評比確實是這樣，台灣可以進一步來檢討」。 他表示，台灣的能源效率確實有改善的空間，尤其是大的工業。他說，每當講到要徵能源稅、要節能減碳，工業部門就說有困難。但他認為，「不該把這些困難當成藉口」，因為溫室氣體減量是全球共同關切的問題，「台灣也無可迴避」。 邱文彥說，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有60% 以上是來自電力部門，特別應加強減碳；電力和工業部門的認知與合作都需要提升。 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進入第二週，欲領證進入會場的人數暴增，掛名在工業技術研究院的邱文彥今天上午7點多就前往會場貝拉中心（Bella Center）外排隊，直到下午3點多才領到證。 他表示，「不論這次會議有沒有達成共識，我們政府都應該重視氣候變遷現象，以及全球減碳趨勢」。
為期兩周的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開幕才兩天就已出現火藥味。一份由主辦國丹麥提擬的氣候草案於周二外洩，內容明顯有利於已開發國家，引發以中國為首的開發中國家勃然大怒，凸顯兩大陣營間所存在的利益鴻溝，為此次會議做出具體協議又蒙上陰霾。 周二會議上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2000到2009年有可能成為自1850年開始記錄溫度以來，地球史上最熱的十年，提醒與會代表重視暖化問題及其急迫性。 但要如何因應地球暖化問題，顯然大國與小國間有不同的盤算。根據英國衛報報導，上述提前曝光的丹麥版氣候草案，代表已開發國家的想法，該草案將現有的開發中國家再細分為發展中國家與最脆弱國家，最脆弱國家仍無約束性減排目標，但發展中國家將有強制減排目標，而且到2050年，發展中國家人均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限制為1.44噸，而已開發國家的人均年排放量限制為2.67噸。 開發中國家痛斥丹麥主擬的草案會讓全球大多數窮國永世不得翻身。該草案允許富國的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較高、減排量較少，但窮國卻須面對較嚴格的限制。 由新興國家組成的77國組織（G77），指責丹麥草案在抑制溫室氣體排放及籌措對抗氣候變遷資金上偏袒富國。該組織的蘇丹籍輪值主席平恩說，該草案嚴重違背京都議定書原則，是「威脅哥本哈根談判成功的重大妨礙」。全球排碳大戶中國與印度都是G77成員。 丹麥草案內文指出，哥本哈根會的參與國對將氣溫升高幅度限制在攝氏2度之內取得共同看法。 哥本哈根會議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蘇偉稱，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要在京都議定書的原則下，確定已開發國家在2012年第2階段的減排目標。他並表示，氣候問題是已開發國家近兩百年工業化過程中未節制排放所造成的結果，已開發國家應該對此負責。 為平息衝突，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執行秘書波爾與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女主席海德嘉，堅稱這份註明日期為11月27日的草案並非正式提案，而且只是要試探大家的反應。
哥本哈根氣候峰會8日才進入第二天，一分外洩的協議草案已惹惱了開發中國家，他們認為，這分由富國主導的草案明顯偏袒已開發國家，與「京都議定書」精神背道而馳，不但讓已開發國在未來氣候變化談判上擁有更大控制權，並削弱聯合國在氣候變遷經費分配的角色。最令他們不滿的，是草案對已開發和未開發國家設下不公平的排碳量，已開發國家每人平均排碳量幾乎是未開發國家的兩倍。 這分草案外洩給英國衛報，該報報導，這一分所謂「丹麥草案」是由少數人組成的「小圈子」草擬，包括英國、美國及丹麥人員，在11月27日定案之後只交給少數國家過目，預料將於下周提交各國代表簽署。 衛報指出，丹麥草案背棄京都議定書原則。根據京都議定書，主要排碳國，也就是富國，應做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承諾，窮國則毋需強制減排。由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提出的另一草案（稱為BASIC草案），希望延續京都議定書精神。 丹麥草案也將對抗氣候變遷的撥款大權交給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銀行」，讓已開發國可根據「開發中國家的減排行動」，決定是否提供資金援助，這項做法削弱聯合國在處理氣候經費的角色。 而最令開發中國家忿忿不平的是，草案規定在2050年以前，已開發國每人平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得超過2.67噸，開發中國不得超過1.44噸，無異限制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草案並新增一個「最脆弱國家」的組別，企圖加深開發中國家陣營的分裂。 一名開發中國家外交官說，這項草案未經協商，富國暗中獨斷獨行，目的是讓美國總統歐巴馬及其他已開發國領袖下周開會時可強行推動有關協議。 草案中多項數據仍然空白，有待各國領袖協商再決定，但提出把暖化限制在攝氏2度，以及2012至15年每年以100億美元援助貧國對抗氣候變遷。 美國代表試圖淡化這項文件的重要性，表示丹麥草案有多種版本，這只是其中一種。 英國官員也說，預料未來幾天非洲集團、島國、低開發國家也會提出不同的版本。
一份外洩的文件讓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出現壁壘分明的狀況，在開議第二天就開發中國家已經覺得遭到欺壓，會議定18日閉幕，未來的10天恐怕長路漫漫。 在英國「衛報」揭露被稱為「丹麥草案」的協議草案後，短短13頁文件立刻引軒然大波，雖然地主國丹麥和聯合國官員都企圖淡化其重要性，表示這只是非正式的「工作」文件，僅提供少數國家參考之用。但窮國和環保組織卻反應強烈，對他們來說，丹麥草案代表窮國和富國的重要歧見，讓彼此的鴻溝擴大，甚至可能讓氣候高峰會觸礁。 77國組織 (G77)輪值主席平恩率先發難，抨擊地主國丹麥草擬的政治性協議提案是「威脅哥本哈根談判過程成功與否的重大妨礙」，將危及試圖完成減碳歷史性協議的峰會。他並向丹麥媒體指責丹麥總理「選擇保護富國」，身為地主國未能保持超然立場。 世界自然基金會氣候變化負責人卡斯騰森指責「丹麥草案」只顧取悅富國和強權國家，而不是為大多數國家服務，不是有遠見的公正方案。他特別指出，草案中似乎刻意降低「京都議定書」的重要性，文件的存在更凸顯出丹麥政府「不透明」的作風。 許多開發中國家認為條文內容在減排目標和籌款上都過於偏袒富國，讓他們承擔無法負荷的減排責任，而處於不利地位。對於丹麥官員的解釋，他們認為，丹麥草案根本不應該存在。 國際樂施會會長希爾說：「窮國就像螞蟻處在擠滿大象的房間裡，隨時可能被擠出氣候會談。」 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蘇偉雖然表示尚未看到丹麥草案，但已對相關內容表示反對，指出文件中所定的排放量時程超出貧窮國家的能力。蘇偉並直指美國和歐盟承諾的減排目標不足，日本則為減排設下不可能的條件。
45國的56家媒體7日共同刊出社論指出，面臨空前浩劫的人類，除非集體採取果斷行動，氣候變遷將使地球破壞殆盡。 這些媒體史無前例立場一致地發聲，懇求各國領袖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做出「正確決定」。 社論指出：「在哥本哈根聚首的全球政治家們正影響著歷史對我們這代人的評語：這一代人看見挑戰並勇敢地應對；或者是，這一代人如此愚蠢，看著災難步步臨近卻束手待斃。」 社論以20國語言刊登，包括中文、阿拉伯語和俄文。刊登媒體包括英國「衛報」、法國「世界報」、「多倫多星報」等。 台灣天下雜誌也以中文刊登這篇社論，其他以中文刊登的媒體有中國經濟觀察網和中國南方都市報。 社論中指出：「氣候變遷已經有幾世紀之久，後果將永遠延續，我們是否能遏止取決於未來12天。」 文中說，向低碳社會的轉型耗資巨大，但比起拯救全球金融危機的花費卻低了數倍，如果無所作為，未來人類將付出的代價將更為慘痛。此外，向低碳社會轉型可以帶來經濟增長、就業以及更高的生活質量。資本的流向已經說明了這點：去年，投資在再生能源的資金首次高於投資於化石燃料發電的資金。 這篇社論要求在哥本哈根的政治家們能夠、也應在公平、實效的基礎上就基本議題達成一致，更重要的是應發表對抗暖化的減排時間表，將共識轉變成具約束力的公約。
哥本哈根峰會 百國領袖共商地球降溫 四名隸屬「氣候同盟」的抗議人士，五日在德國柏林放置大型水箱，用行動劇的手法呼籲各國領導人正視氣候變遷的嚴峻，不然未來可能被迫在水中舉行國際會議。圖中由右至左的模擬領袖分別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德國總理梅克爾、美國總統歐巴馬及塞內加爾總統瓦德在幾乎淹到臉部的水中討論。（歐新社） 〔編譯鄭寺音／綜合報導〕眾所矚目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七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揭幕，逾百國元首或政府首長將親自與會，連印度總理辛赫也改變心意，宣布參加。希望締結聯合國架構下的全球協議，以因應嚴峻的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問題。儘管各方普遍認為在哥本哈根恐難以訂出可取代「京都議定書」的法律協定，只能就主要議題達成政治協議。但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ＩＰＣＣ）副主席范伊佩舍勒仍樂觀期待，由於全球領袖踴躍參與，此次峰會可望達成「重要協議」，但光有新協議仍不足以對抗全球暖化，在峰會結束後挑戰才正要開始。 盼能通過具法律效力協議 本次會議的觀察重點，是與會代表能否通過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以約束各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者只能通過政治性文件，做象徵性的表態，或甚至連一份文件也通不過。圍繞這份文件的相關問題是，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關於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意見能否獲得調和，還是繼續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具體而言，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開發中國家堅持的「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原則，能否在會議中獲得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認同。同時，後者願不願兌現向前者提供減排資金、技術轉讓、能力建設的支持。 減碳和金援 兩大焦點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包括： ●限制碳排放量：各國必須提出在二○二○年前減少碳排放量的承諾。目前開發中國家碳排已佔全球總量一半以上，中國、印度與巴西等國都是人口眾多、且正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而大量燃燒石化燃料、砍伐林地，使溫室效應更為嚴重。 ●經費：目標為調度資金以協助開發中國家轉型為低碳經濟，並支援對抗氣候變遷的措施。貧窮國家希望工業化國家承諾每年提供約一％的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相當於四千億美元的金援來對抗氣候變遷。 ●法律問題：美國不支持一九九七年的京都議定書，理由是議定書在遏制減排目標上，僅規範工業國家，卻未規範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美國主張各國主動做出承諾，並以「報告並驗證」這種遵守規範的方法為基礎，來取代可在國際間強制實施的嚴格處罰條款。 ●森林濫砍濫伐：由於林地被視為能吸收空氣中二氧化碳的「碳匯」，因此擁有廣大森林的熱帶國家，正積極爭取金錢獎勵。 一般認為，最棘手的議題包括溫室氣體減量與金援。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要求，工業化國家在二○二○年應比一九九○年減少排放至少四十％的溫室氣體。 過去幾個月來，對哥本哈根會議的期待起起落落。十一月底，美國和中國相繼宣布減少碳排放量和抑制排放成長目標，巴西、南韓、印度等開發中國家日前也紛紛做出最新或更明確的減碳或抑碳承諾，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更改行程，將專程參與會議最後關鍵時刻，大大提振各界士氣。
